Dr. Holmes

那個「名醫訪談系列」讓我笑了，其實，哪有甚麼系列呢。

跟我「傳奇地」在瑪麗醫院急症室認識的鍾醫生將要出書了，上次訪談過後在又一城邊走邊談，他才向我提及過想出版一本叫《聽筒下的福爾摩斯》的書，四個月後的今天，他已經在為將要出版的書默默耕耘，過著一段除了診症之外就是寫稿的日子了。而我，也被某代筆工作弄得一頭煙，正是鍾醫生說的：「開始為出版社撰寫書本」（但，絕沒有「踏上作家之途」...）。世事，往往就是那麼估你唔到。

還是要再次說聲謝謝呢，謝謝鍾醫生肯做我的白老鼠，其實事到如今我也不怕直言：你的這個訪問，我自覺是寫得最好的，比我很重視的范教授那篇更好（估我唔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確達成了由「病人」這個令我心情會變得極為複雜的身份，變成簡單的「朋友」（讓我不禁莞爾的「Iris小姐」）這樣膚淺的願望。（相關訪問見 http://chowyeeting.blogspot.hk/2012/06/blog-post_4753.html ）

以下是將會出版的《急症室的福爾摩斯》節錄：

救人一命 如救蒼生

2012年4月底的星期一，我在急症室有過一段奇妙的經歷。因為在工作中常把病人視為自己的朋友看待，這樣的經歷在我的行醫生涯裡其實也並不罕見。

「你的墨水筆挺漂亮的，只是不知道你有沒有墨水？」風華正茂的姑娘甫坐下，便緊盯着我手中的筆，半調侃、半示威地說。 

我二話不說，憤筆疾書，在紙上以行書寫下李商隱的詩句「滄海月明珠有淚」，以文雅的方式回應了挑釁。酒逢知己千杯少，碰巧姑娘也是同路人，於是我不消一刻就通過了考驗，而且很快就熱切地交談起來。原來小妮子患有嚴重的先天性膽管疾病，出生不久便在本港肝臟手術權威范上達教授的協助下進行了大型的手術，往後的一生還要接受漫長的治療。她在某大學就讀中文系，曾拿過全港青年小說創作比賽的獎項，直言並不特別喜愛中文，但立志當作家。當她得知我在本地數份報刊寫過專欄文章時，難掩酸溜溜之情，眼中不經意地透露出對自己命途多舛的怨艾。她謂我能當上專欄作家只因我的醫生身份，而她則人微言輕，難獲賞識。

我不認同她的想法，於是語重心長地跟她說：「機會只會留給準備好的人。我獲得邀請，是因為多年來一直在報章上寫文章，早已具備了寫專欄的條件。當機會到來，自然可以緊緊的抓住。」我告誡她「思而不學則殆」，勉勵她用心學習，紮好穩固的根基，踏實地走好每一步，切勿怨天尤人。無論出身如何，只要努力不懈，總會有成功的一天。

數天後，她在網絡上找到我的博客，並留言「回應您的密碼，解碼是『藍田日暖玉生煙』。您是個有心人，讓人很是欣賞，衷心希望您加油，不要因為公院工作繁忙而氣餒，繼續用您漂亮的鋼筆為病人書寫病歷。」我因為這段簡短的文字而受感動，並認為是對我最佳的鼓勵。從此，我們當上了朋友。

數天後，小妮子相約我做了一個訪問。那是一個名醫訪談系列的預演。當然我並不是什麼名醫，只是她的小白鼠。在採訪中我們無所不談，抖出了一些塵封在心中數十年的往事。

還記得小時侯在作業本上作答我的志願時，我填上了醫生、科學家和飛機師三項職業。當然那是極其稚嫩的幻想，對每項職業的性質和要求全無頭緒，只是覺得每份工作的名字都是響噹噹的，聽起來很帥氣。但畢竟那是我人生首次萌生當醫生的念頭，不能完全否定它對我這一生的影響。

八歲左右，我出席了人生的第一個葬禮。看到在場所有人憂傷的臉，就在那裏我對自己說，長大後我要當個醫生，要發明一種長生不死的藥物，讓世上所有人永遠免除對死亡的哀傷。這顯然是另一個幼稚的想法，一直到我長大以後，回首前塵，才驚覺自己原來從年少時已養成胡思亂想的習慣。但這幼稚的想法從那天開始，卻在我的心田上播下了堅實的種子，真正地確立了行醫濟世的鮮明目標。經歷了十餘年風吹雨打，那顆種子慢慢的發芽，長出新枝，終於在1996年成長為杏林中一棵結出果實的樹木。我對那一天的那顆種子一直心存敬意，因為那個偶然的場合很可能和我擦身過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它卻成為了我人生的交叉點，改變了往後一輩子的走向。

我自幼家貧，直到初中的時候，一家四口仍擠在一個不足70平方呎的小房間。什麼麥當勞、海洋公園、遊戲機，全都付之闕如，甚至連想一下都不敢。小時候我的娛樂全都是不用付費的體育項目，學校的體育場成了我的流連之所。但我一點沒有為自己的出處而自卑，反而滿懷感激。貧困讓我在人生很早的階段就得以經歷世上種種的不公平和虛偽，使我明白貧苦大眾心裡的感受，給機會我接受嚴苛的磨練，及早培養出獨立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運動場上對體魄的鍛煉也把我塑造成中學裡的十佳運動員之一。我在早期的奮鬥中就明白，快樂根本不需要金錢，金錢也絕不可能買到快樂。快樂只存在於單純的心裡面，心中越多雜念，只會越快把快樂驅走。那顆種子在這種土壤中生長，吸取了我心田中的養份，也逐漸繁衍成為一棵以救人治病為快樂根源，對名利富貴不屑一顧的大樹。

醫學院畢業的那個年代，大部份的同學都以內科(Medicine)、外科(Surgery)、骨科(Orthopaedics)、急症科(Emergency medicine)等直接參與救死扶傷的專科作為首選的職業目標，以維護民康為己任，把金錢利益放在次要位置。而我當年也是把內科和急症科作為投身的目標。時移世易，受西方教育和資本主義價值的影響，當今醫學院畢業生的價值取向有了明顯的變化。以上那些專科已經不再受重視，相反出路好、收入豐厚、工作不太勞碌的眼科(Ophthalmology)、麻醉科(Anaesthesiology)、放射科(Radiology)和皮膚科(Dermatology)等並非直接參與救護行動的專科，被熱烈追捧。近年來傳媒經常報導公立醫院醫生人手短缺，受影響最嚴重的就是內科和急症科。因為工作繁重、出路狹窄、個人發展前景暗淡等原因，導致這些科目難以吸納新血加入，引發服務質素下降，受影響最深的自然是並不富裕的基層市民。

2011年9月15日驅車上班時收聽了商臺的「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竟獲得前所未有的震撼性共鳴。節目中訪問了大角咀鮮魚行小學的梁紀昌校長。他說：「如果留在政府工作，一定能升遷得更快，賺取更多的錢。但這額外的金錢對我有什麼意義呢？我在經濟上已無憂無慮，反而在這小學裡卻能發揮自己的才能。」 接着他說：「在電影《舒特拉的名單》裡有句名言，『救人一命，如救蒼生』...」
這和我的想法竟然完全吻合，也是我一直不願意離開醫管局的原因。梁校長和我雖素未謀面，卻因母校而建立起某種淵源。他是我的學長，都曾就讀過大角咀銘基書院。銘基書院是草根學校，以往錄取的多是家境清貧的學生。梁校長用我們共同的語言說出了兩代人各自的心底話，不愧是銘基人，我們就是這樣思考的。以往幾所私人醫療機構曾向我數度招手，都被我好言婉拒。也許他們永遠也不會明白，為什麼世上有如此的傻瓜會跟金錢作對，但梁紀昌校長一定能明白。

《舒特拉的名單》是我畢生最喜愛的一部電影。電影中的名言『救人一命，如救蒼生』，一直存放在我的腦海裏。我相信，當醫生就該如此。作為醫生，除了救活一個病人之外，其實同時還救活了病人身邊包括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的所有人。一個人死了，身邊的其他人都會受到各種程度的傷害，破壞了病人的家庭以至所跟他有關的人的生活，泛起的漣漪可能激發很大的連鎖反應。所以醫生的偉大和高尚，不在於財富和社會地位，而是救回一個陌生人的生命，就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我這棵樹以『救人一命，如救蒼生』的態度在杏林中生長了16個年頭，也將會以同樣的態度繼續生長下去。雖然兩袖清風，但對當年那顆種子絕無虧欠，也由於仍保存着一顆單純的心而無比快樂。

成文當日，小妮子已開始為出版社撰寫書本，踏上作家之途。醫學只能治瘉病者的身體，而醫德卻可以洗滌醫生和病人雙方的心靈。

- 《急症室的福爾摩斯》-
送給我的病人和朋友Iris小姐

敬祝到時新書大賣，同時繼續做一個跟金錢作對的傻瓜。

Fantasie #0

你說古典音樂比流行音樂複雜九千幾倍，你說流行音樂也是音樂，你說所以流行文學也是文學包括那堆言情小說，我只是覺得你不明白而且沒那種默契。你在紀錄片裏妄稱你是智慧的開端，你說將來還會有很多時間。後來我明白為甚麼對著你我總是那麼不甘心 ── 因為你是你，而我是我。

沒甚麼，只是又到了天氣微涼的時候，想起兩年前那段剛剛升上大學的日子。我不敢說這是秋天，城市的秋天，沒甚麼表徵。我從來都沒法猜想美國的秋天，那裏會不會有遍地的落葉？你不會告訴我。你也不會告訴我，Mendelssohn到底是譯作「孟德爾頌」，還是「孟德爾遜」？我甚麼都想知道，對於那些我非常渴望得到，卻深知自己無法得到的東西。

那個時候的我，對生活上難以忍受的東西總是沒法好好接受和紓解過來，直到你說出比我遭受過更難受的情況，我才驚覺自己有多麼不堅強。這些我都放在心裏，暗自驚歎慚愧而沒有跟你說過。我沒法對你開口說這些，因為在後來我非常清楚，我們其實從來都不是朋友。

而所謂甚麼兩年前兩年後，不過是我自己虛構出來的概念，所有時間點上的附註皆是由自己所建構，除了自己，沒人知道那意義到底有沒有意義。這些我如今都知道。關於你，我一早就明白了，只是當時的自己，執拗地不相信。也沒甚麼甘不甘心了，在我能夠了解我希望了解的真相之前，在理清所有不算關係的關係之前。

你應該是那麼深深地明白，如果得不到相對的回應，我會快速地瘋掉。而我此時的生活，把我更容易地推向那種情景，每天幾乎都只有我一人在家，就算有人在，跟沒人在都沒分別。為此我躺在床上甚麼都做不了，就哭它幾個小時。我常在想這會不會是因為我的問題，所以總在大家一起活動的時候我是顯得那麼格格不入，就像我從不屬於這個家庭、這所學校、這群人 ── 你一定又會說：妳太享受失落的感覺了。

也許你是對的，不，你確實是對的。但我們曾經有過談得很開心的時候，我那些所謂「談音樂」「談文學」之類的裝作認真的措詞，不過是藉口，用來掩飾自己曾經那麼愉悅過。然而我還是那麼徹徹底底的明白，我們是徹徹底底的，連朋友都無法做得成。（如今我只能站得遠遠的，願你一切安好。）

因為你是你，而我是我。

非關愛情

我從未試過在機場接機。

在那個傍晚，從瑪麗醫院出發，摩星嶺道的醉人晚霞教人永遠不會忘記。我錯過了每三十分鐘才有一班的機場巴士，憂心如焚，但也只好坐在巴士站旁邊的長椅子上，一面等，一面被蚊子肆意地咬。那刻雖然焦躁緊張，卻其實很快樂。之前的某個深夜，我同樣等待著機場巴士，只是沒去得了機場就回家了，此夜之後，我所歷的事情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或者時空 ── 然而這一切，我卻沒能在此刻緩緩細訴，以像說著情話一樣的腔調和神態。

不管是不是你，相愛都如陷無人之境。在終於等到了的機場巴士上我聽著歌，我發現自從踏入另一世界之後，我莫論聽歌看書看戲說話都無法集中精神，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對每句歌詞都執意細味，然後找出可以襯托自己的句子，輕輕哼唱。我似乎開始有追求簡單安適的意向，並意識到從前自己那不必要的低沉和自卑。這是好事，是嗎？

晚上的機場很安靜，人卻還是很多。我找錯了出口，卻讓我們擠身在茫茫人海之中搜尋對方。是的我們找到了彼此。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往後的事畢竟是長遠了一些，我無從讓自己變成想像中的自己，現實永遠不能如想像中發生。譬如說，走每一步的速度、每天都可以近距離享受愛的喜悅、我心裏放上了一個人。成熟的你說，所謂心理支撐，只是廢話。

是甚麼令我沒敢盡情的呢，是往事是個案是偏見是朋友的勸慰還是我的執拗？我不知道。明明我在此之前，以為自己會勇敢無懼地向前衝，以為自己會轟轟烈烈甚麼都不介意，以為自己可以有別於庸俗的旁人。而我的現實令我顯得那麼醜陋，我明明像是一個全人 ── 在你面前。

想說的都不由細說，要隱去的委實太多。我只是特別喜歡那個機場的夜晚，羞澀的我們：說著難聽的普通話的我、學著廣東話的你。

最終目標，是不需要活肝 ── 訪盧寵茂教授

（是為我在暑假裏面，第三個為瑪麗醫院醫生進行的訪問。這次，是香港肝壽基金的邀請。）

訪問在瀰漫著咖啡香味的情況下進行。

盧教授一見到我，不無詫異，只因我其實是其中一個要到瑪麗醫院肝臟移植部門覆診的病人 ── 於是這天，我們談了很多我作為一個病人、或曰「普羅大眾」平日未必能清楚了解的、關於香港肝臟移植的問題。

作為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也是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管，盧寵茂教授在簡述世界器官移植發展史和各項數據的時候，非常從容。最早的器官移植是在1963年，經歷了多重試煉和考驗，到了八十年代，器官移植才真正以服務形式存在，延續了無數瀕危病人的生命；在香港，首宗成人左肝移植是在1994年，當時一位26歲女士急需換肝，丈夫決意捐肝救她。盧教授清楚記得，當時他們跟這位丈夫說手術成功的機會率只有六成，但那位堅決的丈夫說了一句話：「即使只有兩成，我也願意捐」── 病人的決心和信賴，感動了醫護人員，也令本港首宗成人左葉活肝移植成功了。

「但以前的捐肝率，其實很低」，盧教授呷一口咖啡，緩緩地說。在1991年，捐肝個案只有兩宗，92年只一宗。觀乎世界各地的捐肝率，在每一百萬人裏面會捐肝的，在香港只有平均5.6個，在歐洲是10至12個，美國是20個，而捐贈率最高的西班牙，是35個。盧教授說，以前腎臟移植發展得比較完善，在急症室外面「等候」死者家屬同意捐出死者器官的「死亡天使」，多是腎科護士。那時肝移植比較新，不及腎科有經驗，即使死者家屬答允，捐出來的器官，也不一定包括肝臟。「有人甚至說死後只會捐一個腎，因為要留一個在天堂用」，盧教授有點沒好氣：「上了天堂就是神仙了，哪還需要器官呢？」。但現實的社會，總有這樣的傳統眼光。

正因為屍肝的缺乏，活肝移植可以說是一種「出路」。需要換肝的病人多處於危急的情況，譬如急性肝衰竭，要不就是癌細胞擴散的個案，同屬緊急，幸而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的肝切除技術好，經驗也豐富，「以前沒有活肝移植，難聽些說，病人是在等待死亡」，盧教授說。但到了現在，活肝移植的手術佔了六成，加上「成人右葉活肝移植」技術的重大突破、海關關員捐肝救同僚的感人例子、三次交叉換肝手術的成功等等，在2009至2010年，捐肝率有所上升，2010年的屍肝捐贈更達43宗。

活肝移植手術成功的報導，直接影響屍肝的捐贈率，兩者之間當然是正比的關係。所以盧教授覺得，讓大眾知道多些換肝的個案是好事，因為真人的故事，很具說服力，「如果只是叫高官出來呼籲器官捐贈，這是沒用的」，盧教授說每次關於換肝的報導出現之後，捐肝率都很快上升，只因發生在現實裏的故事非常感人。當然，一些肝臟移植的機構所做的宣傳和教育也很重要，讓人知道肝病的特徵和預防的重要性，只是這些對患了末期病的人來說，效力不大。

是以一些等待換肝的病人，有時會想找傳媒幫忙呼籲尋找合適的肝臟，盧教授對此說：「如果病人想這樣做，我們會支持，也會提供資料和協助，但這種宣傳其實未必直接地幫到自己，特別是危急的病人」。肝臟移植在社會上的宣傳，跟其他在社會上急速流轉的事物一樣：流行，然後很快被遺忘。但畢竟是關於生死，換肝故事的報導即使未必趕及幫助危急病人，也可以幫到往後的病人 ── 所以，盧教授總是希望有多些病人，不管是危急的還是已經康復的，都可以出來分享他們的故事，「在香港，病人始終比較保守，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有病，不想出來分享和拍照」。盧教授覺得既然手術成功，應該站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手術前的情況和手術後成功回復健康的正面信息，而肝移植康復者的個案，在他而言更有說服力，因為病人自己親身體驗過身體的變化，深深知道手術前後的分別。

不過，病患在社會上多少也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據我自己的經驗，外面的人知道我曾經接受肝臟移植手術，總會覺得驚訝。「二十年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換肝是甚麼，更不覺得換肝是可行的」，盧教授慢慢憶起舊時的日子，他很記得在1995年有病人得知自己要換肝之時的反應 ──「唔係呀？換肝？咪搞我」── 當時的人把換肝看作實驗，病人本身也接受不到自己要換肝，可見肝臟移植在很多年前的香港，是一件很新奇的事。而在他們的團隊提出要進行右肝移植時，醫學界更加覺得是匪夷所思，當時美國是肝臟移植權威，對此批評最多，說是「亂嚟」，但在「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這項技術成功之後，很多國家紛紛來香港學習 ── 當然，包括美國。

盧教授和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一路走來，經歷了很多艱辛和質疑，但他們都一一突破了。盧教授笑著說：「現在就算找個中學生或者小學生來問，都聽過換肝了，而且知道是可行的」，一個又一個換肝手術的成功，當然是令肝臟移植在社會上得以廣泛地被認知的重要原因，社會上對病患者的心態即使要長一些的時間才可改變，但對比二十年前的香港，一切都在進步。病人對換肝手術信心足，「他們會主動要求換肝，有些甚至不適合換肝的，也要求做換肝手術」，盧教授說這是很大的改變。

他亦對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感到希望：「我很高興有些年輕的、能幹的醫生在我們的團隊」，換肝技術要有足夠的延續性，盧教授笑說：「老實說，遲早我都要退休，都要有人可以獨立做到換肝。暑假時有中學生來參觀我們的手術室，很多學生都很有興趣，我跟他們說『將來醫我的，很可能是你們了』」。盧教授對現時的換肝團隊很有信心，因為每位醫生也很有心，「換肝手術是長時間的，而且是急症，說做就要做，沒得拖延，想舒服的人不會選擇這科」。有心之餘，團隊也非常「有力」，事實上在整個外科部門而言，肝膽胰科的挑戰很大，肝臟切除、膽管接駁、胰臟切除等等的手術，對醫生技術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們團隊的技術和耐力都是特別好的」，盧教授覺得他們的團隊很幸運，可以找到那麼多有心的人聚在一起，為肝臟移植作出貢獻，「不止現在的醫生，年輕的醫生也很有心加入，我可以大膽去說，就算我在此刻離開，我相信他們也能夠處理得到換肝手術」。手術技術的往後伸延，是盧教授有感這幾年特別成功的地方。

而盧教授選擇了肝膽胰外科和肝臟移植，原因也是因為這科特別難，他喜歡向高難度挑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喜歡舒服的、不用熬夜的、手術時間短的，都不會選這科。我對這科有興趣，因為它有挑戰性。我常常想，如果是這麼容易做的話，就不用找我去做啦。」的確，肝移植手術是難度最高的，它是肝膽胰手術和器官移植手術的結合，「我可以大膽地說：能夠處理活體肝移植手術的外科醫生，他的手術技術是最好的。」

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的著名，也令不少醫學生趨之若鶩，盧教授對此也自有看法：「讀醫是終生事業，十九歲便要決定下半生的工作是甚麼，而且醫科是很專業的訓練，讀完出來，大家都期望你做醫生，也很少人會轉做其他職業」。盧教授自言常常跟年輕人說，讀醫之前真的要考慮清楚，因為醫科畢業不像其他科目畢業一樣，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工作。「做醫生是一個很大的目標，沒有興趣真的不要選擇，因為讀的過程辛苦，工作也辛苦，每個人對醫生都有一定期望。」他說。今年從中學文憑試收回來的學生，成績最好的都是選擇醫科，盧教授對此感到高興，「有年輕人想讀醫是好事，醫學院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起碼他們是懂得讀書的，而且有興趣讀醫。」但盧教授注重的，始終是心，「醫科不完全是Science，它其實亦是Humanities」，他覺得，成績好的人不一定喜歡幫人，收生的時候，更重要的是看學生有沒有幫人的心。

既然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已經這麼好了，我問盧教授：還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嗎？不斷追求進步的盧教授說：「一定有。」雖然在手術成功率方面，瑪麗醫院換肝團隊已經做到98%，盧教授笑說：「再進步，都不知怎樣才可以進步」，但他所考慮的是其他方面，例如在藥物方面，資源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乙型肝炎患者要靠昂貴的藥物防止復發，藥物沒錯是很有效，服食後，差不多是不會復發的了，但要一輩子服食下去。在香港，每一百個換肝的人有七十個也患有乙型肝炎，每年有七十個人要服食這種藥物，而且患者是每年增加的」，結果當然是像滾雪球一樣，這樣昂貴的醫療開支，不能說不是負擔，盧教授希望會有方法去令患者可以永久性不復發，而非只靠提高手術的存活率。「還有的是肝癌病人如果要做移植手利，仍然有很多限制，我們通常不敢為比較末期的病人做手術，因為復發風險高，在世界各地情況也一樣」，而對於已經康復的病人，盧教授希望有辦法減低復發的問題。 

他亦認為活肝移植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每做一宗手術都彷彿在走鋼線，「萬一有日，活肝捐贈者會出事或者死亡，這個將會是個震撼的惡夢，我們一定不可以讓它發生，但亦沒辦法百分之百保證，它不會發生」，盧教授的理想，是有朝一日，他們不再需要做活肝移植手術，「很矛盾吧，一個帶頭去做活肝移植又做得這麼好的人，最終目標竟然是不需要活肝。」要達到這個目標，背後期望的，是有更多人願意在死後捐出屍肝。

「又或者，如果有天科研能夠研發到不需要用人的肝去做，甚至是服一劑藥就可以解決末期肝病，那麼就好了」，盧教授說完，也立即忍不住笑了：「要去到這種進步，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見到」。實際地說，盧教授說目前仍然會做活肝移植，但他希望能夠用愈來愈多屍肝，令愈來愈多人受惠，減少要一個健康的人做手術捐出肝臟的風險。

（在訪問完結之後，我不禁深深嘆謂於盧教授豐富的知識和表達能力：他總是有辦法用簡單而有系統的方法把各種數據資料說得很有趣，好讓我這個門外漢明白過來，而且他又是極批判的，不光是記著數字，反正我覺得無論是多麼沉悶的材料，經他消化再表達，所有的脈絡都會變得非常清晰 ── 一個醫生，特別是肝臟移植科的醫生所擁有的能力和耐力，實是遠超旁人之想像。作為一個病人和香港市民，我可以為這隊換肝團隊做的，大抵只是向更多的人宣傳屍肝捐贈的重要性，以生命影響和惠及更多的生命 ── 我深信，這也是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站在一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