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為我在暑假裏面，第三個為瑪麗醫院醫生進行的訪問。這次，是香港肝壽基金的邀請。）
訪問在瀰漫著咖啡香味的情況下進行。
盧教授一見到我，不無詫異，只因我其實是其中一個要到瑪麗醫院肝臟移植部門覆診的病人 ── 於是這天，我們談了很多我作為一個病人、或曰「普羅大眾」平日未必能清楚了解的、關於香港肝臟移植的問題。
作為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也是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管，盧寵茂教授在簡述世界器官移植發展史和各項數據的時候，非常從容。最早的器官移植是在1963年，經歷了多重試煉和考驗，到了八十年代，器官移植才真正以服務形式存在，延續了無數瀕危病人的生命；在香港，首宗成人左肝移植是在1994年，當時一位26歲女士急需換肝，丈夫決意捐肝救她。盧教授清楚記得，當時他們跟這位丈夫說手術成功的機會率只有六成，但那位堅決的丈夫說了一句話：「即使只有兩成，我也願意捐」── 病人的決心和信賴，感動了醫護人員，也令本港首宗成人左葉活肝移植成功了。
「但以前的捐肝率，其實很低」，盧教授呷一口咖啡，緩緩地說。在1991年，捐肝個案只有兩宗，92年只一宗。觀乎世界各地的捐肝率，在每一百萬人裏面會捐肝的，在香港只有平均5.6個，在歐洲是10至12個，美國是20個，而捐贈率最高的西班牙，是35個。盧教授說，以前腎臟移植發展得比較完善，在急症室外面「等候」死者家屬同意捐出死者器官的「死亡天使」，多是腎科護士。那時肝移植比較新，不及腎科有經驗，即使死者家屬答允，捐出來的器官，也不一定包括肝臟。「有人甚至說死後只會捐一個腎，因為要留一個在天堂用」，盧教授有點沒好氣：「上了天堂就是神仙了，哪還需要器官呢？」。但現實的社會，總有這樣的傳統眼光。
正因為屍肝的缺乏，活肝移植可以說是一種「出路」。需要換肝的病人多處於危急的情況，譬如急性肝衰竭，要不就是癌細胞擴散的個案，同屬緊急，幸而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的肝切除技術好，經驗也豐富，「以前沒有活肝移植，難聽些說，病人是在等待死亡」，盧教授說。但到了現在，活肝移植的手術佔了六成，加上「成人右葉活肝移植」技術的重大突破、海關關員捐肝救同僚的感人例子、三次交叉換肝手術的成功等等，在2009至2010年，捐肝率有所上升，2010年的屍肝捐贈更達43宗。
活肝移植手術成功的報導，直接影響屍肝的捐贈率，兩者之間當然是正比的關係。所以盧教授覺得，讓大眾知道多些換肝的個案是好事，因為真人的故事，很具說服力，「如果只是叫高官出來呼籲器官捐贈，這是沒用的」，盧教授說每次關於換肝的報導出現之後，捐肝率都很快上升，只因發生在現實裏的故事非常感人。當然，一些肝臟移植的機構所做的宣傳和教育也很重要，讓人知道肝病的特徵和預防的重要性，只是這些對患了末期病的人來說，效力不大。
是以一些等待換肝的病人，有時會想找傳媒幫忙呼籲尋找合適的肝臟，盧教授對此說：「如果病人想這樣做，我們會支持，也會提供資料和協助，但這種宣傳其實未必直接地幫到自己，特別是危急的病人」。肝臟移植在社會上的宣傳，跟其他在社會上急速流轉的事物一樣：流行，然後很快被遺忘。但畢竟是關於生死，換肝故事的報導即使未必趕及幫助危急病人，也可以幫到往後的病人 ── 所以，盧教授總是希望有多些病人，不管是危急的還是已經康復的，都可以出來分享他們的故事，「在香港，病人始終比較保守，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有病，不想出來分享和拍照」。盧教授覺得既然手術成功，應該站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手術前的情況和手術後成功回復健康的正面信息，而肝移植康復者的個案，在他而言更有說服力，因為病人自己親身體驗過身體的變化，深深知道手術前後的分別。
不過，病患在社會上多少也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據我自己的經驗，外面的人知道我曾經接受肝臟移植手術，總會覺得驚訝。「二十年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換肝是甚麼，更不覺得換肝是可行的」，盧教授慢慢憶起舊時的日子，他很記得在1995年有病人得知自己要換肝之時的反應 ──「唔係呀？換肝？咪搞我」── 當時的人把換肝看作實驗，病人本身也接受不到自己要換肝，可見肝臟移植在很多年前的香港，是一件很新奇的事。而在他們的團隊提出要進行右肝移植時，醫學界更加覺得是匪夷所思，當時美國是肝臟移植權威，對此批評最多，說是「亂嚟」，但在「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這項技術成功之後，很多國家紛紛來香港學習 ── 當然，包括美國。
盧教授和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一路走來，經歷了很多艱辛和質疑，但他們都一一突破了。盧教授笑著說：「現在就算找個中學生或者小學生來問，都聽過換肝了，而且知道是可行的」，一個又一個換肝手術的成功，當然是令肝臟移植在社會上得以廣泛地被認知的重要原因，社會上對病患者的心態即使要長一些的時間才可改變，但對比二十年前的香港，一切都在進步。病人對換肝手術信心足，「他們會主動要求換肝，有些甚至不適合換肝的，也要求做換肝手術」，盧教授說這是很大的改變。
他亦對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感到希望：「我很高興有些年輕的、能幹的醫生在我們的團隊」，換肝技術要有足夠的延續性，盧教授笑說：「老實說，遲早我都要退休，都要有人可以獨立做到換肝。暑假時有中學生來參觀我們的手術室，很多學生都很有興趣，我跟他們說『將來醫我的，很可能是你們了』」。盧教授對現時的換肝團隊很有信心，因為每位醫生也很有心，「換肝手術是長時間的，而且是急症，說做就要做，沒得拖延，想舒服的人不會選擇這科」。有心之餘，團隊也非常「有力」，事實上在整個外科部門而言，肝膽胰科的挑戰很大，肝臟切除、膽管接駁、胰臟切除等等的手術，對醫生技術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們團隊的技術和耐力都是特別好的」，盧教授覺得他們的團隊很幸運，可以找到那麼多有心的人聚在一起，為肝臟移植作出貢獻，「不止現在的醫生，年輕的醫生也很有心加入，我可以大膽去說，就算我在此刻離開，我相信他們也能夠處理得到換肝手術」。手術技術的往後伸延，是盧教授有感這幾年特別成功的地方。
而盧教授選擇了肝膽胰外科和肝臟移植，原因也是因為這科特別難，他喜歡向高難度挑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喜歡舒服的、不用熬夜的、手術時間短的，都不會選這科。我對這科有興趣，因為它有挑戰性。我常常想，如果是這麼容易做的話，就不用找我去做啦。」的確，肝移植手術是難度最高的，它是肝膽胰手術和器官移植手術的結合，「我可以大膽地說：能夠處理活體肝移植手術的外科醫生，他的手術技術是最好的。」
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的著名，也令不少醫學生趨之若鶩，盧教授對此也自有看法：「讀醫是終生事業，十九歲便要決定下半生的工作是甚麼，而且醫科是很專業的訓練，讀完出來，大家都期望你做醫生，也很少人會轉做其他職業」。盧教授自言常常跟年輕人說，讀醫之前真的要考慮清楚，因為醫科畢業不像其他科目畢業一樣，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工作。「做醫生是一個很大的目標，沒有興趣真的不要選擇，因為讀的過程辛苦，工作也辛苦，每個人對醫生都有一定期望。」他說。今年從中學文憑試收回來的學生，成績最好的都是選擇醫科，盧教授對此感到高興，「有年輕人想讀醫是好事，醫學院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起碼他們是懂得讀書的，而且有興趣讀醫。」但盧教授注重的，始終是心，「醫科不完全是Science，它其實亦是Humanities」，他覺得，成績好的人不一定喜歡幫人，收生的時候，更重要的是看學生有沒有幫人的心。
既然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已經這麼好了，我問盧教授：還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嗎？不斷追求進步的盧教授說：「一定有。」雖然在手術成功率方面，瑪麗醫院換肝團隊已經做到98%，盧教授笑說：「再進步，都不知怎樣才可以進步」，但他所考慮的是其他方面，例如在藥物方面，資源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乙型肝炎患者要靠昂貴的藥物防止復發，藥物沒錯是很有效，服食後，差不多是不會復發的了，但要一輩子服食下去。在香港，每一百個換肝的人有七十個也患有乙型肝炎，每年有七十個人要服食這種藥物，而且患者是每年增加的」，結果當然是像滾雪球一樣，這樣昂貴的醫療開支，不能說不是負擔，盧教授希望會有方法去令患者可以永久性不復發，而非只靠提高手術的存活率。「還有的是肝癌病人如果要做移植手利，仍然有很多限制，我們通常不敢為比較末期的病人做手術，因為復發風險高，在世界各地情況也一樣」，而對於已經康復的病人，盧教授希望有辦法減低復發的問題。
他亦認為活肝移植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每做一宗手術都彷彿在走鋼線，「萬一有日，活肝捐贈者會出事或者死亡，這個將會是個震撼的惡夢，我們一定不可以讓它發生，但亦沒辦法百分之百保證，它不會發生」，盧教授的理想，是有朝一日，他們不再需要做活肝移植手術，「很矛盾吧，一個帶頭去做活肝移植又做得這麼好的人，最終目標竟然是不需要活肝。」要達到這個目標，背後期望的，是有更多人願意在死後捐出屍肝。
「又或者，如果有天科研能夠研發到不需要用人的肝去做，甚至是服一劑藥就可以解決末期肝病，那麼就好了」，盧教授說完，也立即忍不住笑了：「要去到這種進步，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見到」。實際地說，盧教授說目前仍然會做活肝移植，但他希望能夠用愈來愈多屍肝，令愈來愈多人受惠，減少要一個健康的人做手術捐出肝臟的風險。
（在訪問完結之後，我不禁深深嘆謂於盧教授豐富的知識和表達能力：他總是有辦法用簡單而有系統的方法把各種數據資料說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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