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

那種感覺我其實從未經驗過。一直以來，我只是持續地覺得自己不開心，但不開心的原因，無法述說。又或者反過來說，我總是無法真正「開心」起來、我開心得很不徹底，而且覺得，快樂必得透過對「悲哀」的某種程度上的「跨越」來獲得。

到了現在，我才確切感受到原來要赤裸地分享自己身體曾經／往後不知道還會不會再經歷的一些所謂「異常」，需要一定的勇氣。

在那段短短的期間裏，最常有的感覺，是恐懼和後悔。最近我獲悉、領悟到一個真相，那教我不寒而慄，不因為事而因為人，一個曾經與我十分貼近、我卻從來無從了解的人。由此我開始陷入一種深沉的懊悔之中，因為很久以來，自欺欺人的是我自己，我明知不會在這個人身上獲得對等甚至只是基本的愛、我比任何人都要明白她的本性，但我還是一頭栽了進去。

許多年。甚至彷若愛情。

然後，毫無朕兆地我決定不再欺瞞自己，我希望過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我有個性，但我也有脆弱的、一攻即破的地方，而這個人彷彿是我的死穴一樣。我明白在那些年月裏，一切其實基於我個人的選擇，我選擇黏附著她、我選擇把她的眼光心思都移植到自己的心上、我選擇接受她對我的所有責備和厭棄...，我竟然曾經那麼安然地，在如此情況之下過著活。至於那個真相，就像是導火線那般讓我覺得「確實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了」，大抵是這種心理上劇烈的渴望轉變，致使我出現了那堆感覺，或曰「徵狀」。

先是後悔，後來是逐漸擔憂起來。我幻想出外會有人監視，因為憑藉一些我所知道的客觀事實，被監視不是不可能的。雖然朋友一再告訴我：不會的，怎麼會有人監視妳呢？是妳自己想太多了。我知道，我甚麼都知道 ── 最大的問題是：我一面清楚事情不如自己想像中嚴重，這甚至只是雞毛蒜皮的事，不值掛慮，但我竟然一面嚴重地擔憂害怕起來；我難以入睡、全身冒著冷汗，倘若入睡，便做著各種異樣的夢。失眠還是其次，我感覺到有些甚麼不斷在催迫自己，好趕好趕，趕到呼吸困難，但又非常理性地知道自己其實無事要趕...；我作不了任何決定，在購物後返回購物的地方一再驗證自己沒有買錯東西，哪怕只是一條價值四十元的裙子，我要確認自己沒有做錯決定，並且將不會後悔。

而我在每天與人接觸的生活裏，極為敏感。當我述說憂患，人們就像聽見了無聊的笑話一樣不置可否，我沒法分辨他們是因為覺得我的事不重要，還是覺得關心一個人，無需用言語表達。有些書寫我希望別人認真看待，卻又發現其實每一個書寫的人（又或者，不過是我所接觸認識的書寫的人）都一樣，不想面對別個書寫的人的威脅，基於那本來就非常狹窄的書寫圈。而一些「讀者」更甚，有空就讀沒空就不讀，卻在妳面前說「寫得幾好吖」，非常灑脫。

我的心是慌亂的，沒法安穩下來，卻總想安穩下來。如果你問我「為甚麼」會這樣，我真的只能答你：我不知道。

我把此種事情僅僅告訴我的兩位朋友。他們其中一人勸我致電某些醫院的電話，試試查詢，但我著實不想就這些情形而涉足醫療的網裏面，那是一條不歸之路，根據我讀過的書。後來我致電給修讀過相關學科的朋友，她向我解釋，有時雖然妳口裏心裏都跟自己說「沒事的」，但大腦其實還未接收到這堆訊息，所以才會出現那些徵狀。她說，現在妳最重要的是令自己的生活充實一些，甚麼都不要再想。

但我是無法不「想」的，我脫離不到思考的過程，而且一直思考到過度的地步。我不斷細想，出現這樣的狀況，絕不會只是因為一件事。我想起那些總會令我失落的理由：無法出版讓人熟知以「確認」書寫者甚至所謂「作家」的身份、擔心寫下的東西要不被抄襲要不就不被重視、母親沒來由的責備、在暑假裏「一定」要找到工作的壓力、先天和長期病患的本質問題...。我突然又想，失落是因為先天性格問題，還是後天遭遇問題？如此想來想去，還是沒能得到定論（我妄想在找到一個「定論」之後，我從此便能夠安定下來）。

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好焦慮。我沒有想要自殺的念頭，但覺得自己好像被迫到盡處，壓根兒沒法前進。

我唯望可以透過閱讀、書寫，「釋放」那一點點沒來由就存在於我心志裏面的，莫名的東西。

關於慈悲、堅持和愛 ── 訪范上達教授

作為肝臟移植專家，范上達教授地位超然，如果要用他在醫學界上取得的成就來定義他的超然，我們可以看看那一大堆銜頭：先別理會他擁有多少個博士學位、又是多少間外科學院的院士、做過多少突破性的研究、寫的醫學文獻如何備受國際引用、得過多少重大獎項、曾經是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又是世界級肝科權威…，光是他「換肝之父」的美譽，已教人目眩。

重點是：他對以上這一大堆驚人成就，根本不為所動。

是故這次的訪問，要說的並不是像坊間對他的報導那樣突顯他的成就，范教授為人樸實低調，對他而言，其實沒甚麼需要被「突顯」。但在今次短短一小時的訪問過程之中，我從他言行的細微之處，看得見他的偉大。

前言：「好人」傳聞

對於范教授肯答應接受我的訪問，其實我很意外。只因我不過是個大學生，我沒有挾著任何傳媒的名義，也沒有熟練的採訪經驗。范教授決定受訪，大概也是基於我們的緣份：廿一年前，我是范教授的病人。一九九一年一月，剛出生的我被證實患上先天性膽管閉塞，但當時，沒有人知道我其實需要換肝。直至同年十月，范教授在瑪麗醫院成功進行全港第一宗成人肝臟移植手術，聲名大噪。我被轉介給他，他提議我籌款到澳洲換肝（因為當時香港未有成人捐肝給小童的手術），於是我得以到達澳洲，接受父親捐給我的肝臟，並好好地活了下來。當時范教授亦有隨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直以來，作為病人的我從家人、不少醫生護士口中和傳媒報導之中也聽過，范教授很「好人」。而關於他「好人」的描述，多數是由於他為人儉樸，身為教授卻沒有住大屋揸靚車；他謙卑，得到耀眼的成就卻從不自大張狂；他對病人很好，臨做手術之前，他握緊病人的手為他們祈禱，為病人施手術過後又孤身一人在夜裏巡房、貼切跟進病人的狀況…。如此全情投入自己的工作而不帶半分疲憊，對很多醫生來說，也許已經很難做到。

而他願意接受我這個病人的訪問，此事本身已經可以見證到他的包容，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是主流媒體說要訪問他，他是會拒絕的。「唔好報導我咁多啦，已經好夠架喇，哈哈」，在訪問當日，范教授一開始就笑著這樣說。

徹底低調

我問范教授，當初為甚麼想做醫生？「我以前家境不是特別好，讀醫科是想有份安穩的工作，不用憂柴憂米」，原來范教授選擇做醫生是出於一個現實的考慮，這個答案，跟我在他的報導上所看到的有點不一樣，范教授即時補充：「我做醫生的理由真係唔係咁偉大架咋，哈哈」。

范教授笑得很羞澀，他似乎不是一個喜歡和習慣把說話舖陳得很動聽的人，這也反映了他實事求是、不花巧的性格本質。問他覺得一個醫生應有的形象是甚麼，他爽快地說：「呀，我都冇諗過呢樣野」，可見他是實幹型。「我的方法是先要盡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啦，其實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有時都幾難去應付咁多記者，很多記者霎時間打電話來問問題，有時我都未必識答，對一些事如果完全不知情，答了都幾危險吓…」，范教授喜歡低調，做自己該做的事，「始終做研究要用很多工夫和時間， 而且要很專注，都沒有多餘時間去應付外來的事了」。

以范教授的地位，其實他是可以做很多醫生以外的事的，但他沒有。他從來都沒有宣傳自己，又不以自己的成就為傲， 「我得到那個獎的時候，都唔覺得係咩嚟嘅啫，我事前都冇同人講」。「那個獎」，指的是「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獲獎的原因是范教授帶領他的團隊成功進行「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手術，這項手術，是全球首例，也是移植史上的重大突破。但對范教授而言只屬「冇乜野啫」，這句「冇乜野」，說來沒有刻意、沒有造作，也沒有那種扮成滿不在乎的樣子，對獎項有這樣的取態，其實源於一顆謙卑和不斷求進的心。

「我估唔使講咁多野掛，哈哈哈。太高調冇乜意思，有時你講的都不是你做的，講了出來卻做不到，這樣就無謂了」，的確，關於范教授的資料和軼聞，在網上實在很難找得到，而他的專訪，來來去去都只得那麼一、兩個。

想開創先河，要「唔怕俾人罵」

但「換肝之父」其實絕非過譽。一個人能夠被稱為某個界別「之父」，其實已經有在「創造」這個層面上非常有貢獻的偉大意思，不管范教授對這個美譽看得有多淡然，他始終是創下了很多奇蹟。觀乎香港肝臟移植的歷史：在一九九一年之前，香港還未有「換肝」這回事；九一年十月范教授進行了全港首宗肝臟移植手術；九六年，范教授開創以右肝葉作移植的先河，這就是剛才提及過的「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手術了。

「其實想到用右半肝作移植，都是慢慢演變出來的，當時左半肝移植的方法幫不到太多人，所以想到，不如試試右肝移植吧」。人體的肝臟，左面比右面細小，在肝臟移植的歷史裏面，醫生只會取左半肝作移植，因為左肝移植風險較低。但在香港，需要換肝的多是男病人，屍肝的數目又不多，故此捐肝者多半是男病人的伴侶 ── 體型小的人如果要捐肝給體型大的病人，用左半肝，實在不夠。

當然相對來說，要移植體積較大的右半肝，難度會高出很多倍。范教授說：「當時很多外科醫生都覺得不應該做這項手術，認為做不到、很危險，但我們切肝的基本技術其實不錯，都有一定信心，相信成功機會是高的。而且這個手術真是有好處，可以令病人好好生存下去。」

但即使抱有信心，想施行新技術依然會受到一些阻力。范教授當初提出嘗試以右半肝進行肝臟移植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覺得沒可能，但他選擇堅持下去。「在大學或者醫院工作的同事，大部份都想幫人，不過很多人覺得用書本上或者文獻上的方法就最安全了，其實這樣始終幫不到每個病人。技術一定要有進步，原地踏步基本上是沒意思的」，范教授就是希望嘗試實踐自己想出來的新方法，「試新方法要很小心，要有很多計劃，而且要考慮很多不同因素。就好像走綱線一樣，心驚膽跳、步步為營，如果出事了，很多人可以攻擊你，因為你不是按本子和傳統方法去做事。所以想試新技術，都要唔怕俾人罵至得，哈哈。」

如此看來，范教授自有他的批判和反叛精神，「在大學工作的醫生其實都有新的思維，只是有些人不敢把它實踐，怕做出來不妥就會被指責，所以不敢做新嘗試。」像范教授那般成功的人，果然是有勇氣和冒險精神，「有時一些技術真是可以做得到的，咪博一博囉，最後可以應用在病人身上，過程辛苦都沒有所謂。做醫生都係為病人啫，唔係真係為出名。」

終於右肝移植這項新技術成功了。范教授用堅持、執著和不斷嘗試的毅力告訴我們：It is possible！

最重要的還是病人

成功研究出右肝移植手術，范教授固然很高興，但這種喜悅的來源，非因發明新技術帶給他的榮耀，而是因為病人。「做得到這項手術很開心，可以幫到很多人，病人又感激，見到病人好，就會有動力繼續做下去，而且做得更好」，范教授談起病人的時候，臉上是泛著微笑的，「哈哈，病人的feedback是推動力吧，你看到他們給你的體會和感受，見到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都很開心，因為病醫好了。其實做醫生，都是想這樣而已。」

教授言談至此，我已經暗自感動起來了。他這一席話足夠讓我們明白，為甚麼名利於他如浮雲，「病人的感激，其實令我覺得我做的事很有價值。做研究的推動力始終在病人身上，而不是追求獎項和名利，那些都是by-product罷了。」名利只是副產品，這個觀念大概沒能放進多少人的腦海裏。

「如果你同情病人，就會想方法幫他們解決問題。但如果你覺得既然大家知道的所有方法都幫不到就不去幫，覺得可以算數的話，就可能永遠停在那個地步了。」對病人的愛，其實是范教授成功的關鍵，沒有憐憫，就沒有想進步的渴望，就沒有實實在在去做研究的動力了。范教授笑說：「所以我多年來都是在前線工作，雖然沒可能替所有病人診症，但一直以來都對著病人，哈哈。要透過跟病人談天，多些溝通，才體會到他們的感受。」「有時病人很絕望，希望你幫他，如果我們想到一些方法是可能做到的，就試一試囉，幫到就幫，至少給他們一線希望和機會。」

范教授很注重病人的體會和感受，這正是他與別不同之處，也是一般醫生較難顧及到的地方。「其實醫生的態度最重要，病人來找你，自然會有期望，你怎樣對待他們，會影響他們對你的信心」，范教授的體貼，居然細微到設身處地的地步。他認為醫生要有一種caring attitude，要有想幫病人的心，繼而想出幫到他們的治療方案。

現在的社會，醫療糾紛愈來愈多，范教授認為很多時都是因為醫生的態度，「有些醫生覺得自己高高在上，是病人來找他而不是他去找病人，又沒有把病情詳盡解釋，有時甚至不肯解釋，引起很多誤會。」這個情況，在公立醫院更甚。在政府醫院，病人沒有自己固定的醫生，醫生本身也沒有自己的病人，兩者不是處於一種長期的互信關係，對此范教授也覺可惜：「有些醫生會覺得，你只不過是這間醫院的其中一個病人，又不是我的private patient，我不需要去煩，也不一定要用很多時間去關心你。」他指出，這樣會導致醫生和病人的距離愈來愈遠。

作為「高高在上」的換肝之父，范教授依然可以覺得一些醫生高高在上，憑此點我們已經可以知道，他的謙卑到底達到了哪種程度。而根據我的覆診經驗，我問范教授：會不會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溝通有盲點呢？醫生的出身，跟病人始終有些分別，要他們明白病人，未必人人做到。「其實，係睇佢地有冇心嘅啫，好多時口講冇用，要用個心」，范教授一語道破醫患矛盾的真相。

也不是沒有挫折

范教授的醫學之路彷彿平步青雲，全因他對醫學投注100%熱情，心無旁騖。「但我不是完全臨危不亂的，我間中也會出事，哈哈，不過最重要是從失敗中學習，下次便懂得處理突發事。」范教授笑著說：「挫折？梗係有啦，醫不好病人，就是挫折了。」對於他此種極有承擔的心，我禁不住說：「教授，有時醫不好一個病人，其實未必關您事架喎。」

「咁又係。例如有些腫瘤很『惡』，又或者有些病人一來到情況已經好差了，我都幫不到他們。有時手術後病人有併發症，我都會有挫敗感」，范教授想了一想，又說：「唔…，其實唔多唔少都關我事，不過都要學習面對，下次做得更好啦。冇人係perfect架嘛，始終有好多遺憾事…。」有多少個醫生，會把治不好病人的責任歸咎於自己？

范教授自1976年醫科畢業之後，便一直瑪麗醫院工作。問他在瑪麗開不開心，他說：「都算係開心，不過瑪麗仍然有很多無辦法在短時間內解決的缺點，例如手術室不足夠、醫護人員也不足夠，以致很多病人要排隊排很久，這個問題至今都沒有被解決。」他說，其實手術室的運用可以更好，一切都是制度的問題，亦是編制上、思維上和工作態度上的問題。

對於由他「一手湊大」的肝膽胰外科部門，他表示滿意。「唔…，都唔錯，我們創造了不少奇蹟和新的手術方式，算是世界知名吧」，說罷，臉頰泛紅。

我再問他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自從年前在養和醫院工作之後，覺得和在瑪麗工作有甚麼分別？「養和的效率很高，可能因為病人少些，在養和做的手術比以前更多，其實每次手術都是一次獨特的經驗，手術做多了，我的領會和思考都比以前多了」，他暗暗笑著，說：「我再將呢啲經驗帶返嚟瑪麗，同我啲staff分享，講俾佢地知點可以做得好啲，哈哈哈哈。」

成了一間著名私家醫院的頂級醫生，范教授的著眼點竟然都不是金錢，而是手術經驗，而且像做「臥底」一樣，把在私家醫院體會到的經驗，分享到公立醫院那邊去。這樣的醫生，懷著的不是「仁心」，還會是甚麼？

後記

我問范教授除了行醫以外有甚麼興趣，他說平日很忙，很少看電影，就算看電視都只是看新聞，「我夜晚訓覺前會『立』吓本National Geographic，叫做睇吓囉，都訂咗好多年喇」。他說最喜歡的還是行山，「行山的時候，甚麼都放開了，有些事行行吓山會突然諗得到，有新的思維。人身處大自然之中，自然會開心啲。我參加毅行者，好處是訓練意志力，可以應用在手術上」，日常的興趣，亦是與醫學有關，「我行咗九年毅行者喇，都唔知仲可以行多幾多年，始終我年紀大了…」。聽到他這樣說，我不無感慨。

我再問他，多年以來有沒有些甚麼座右銘？他也是大笑著說：「哈哈，我冇乜點諗呢啲野架喎。」范教授似乎很少會想多餘的問題，因為很多事，他都切切實實做了出來，無需用言語多說。

後來范教授想了一想，便說：「中學畢業的時候寫紀念冊給同學，我寫了句『自強不息』，到今日都是這樣想。冇乜人幫到自己，係自己先幫到自己，哈哈哈哈。」

後後記：一件趣事

在訪問結束之前，我把年前在玩具店扭中的一個肝臟模型扭蛋送了給范教授，他甚為喜歡這個精緻的模型，一拿起它就幾乎沒放下過了。沒料到他問我：「甚麼是扭蛋？」於是我花了一些時間，向他解釋扭蛋是甚麼 ── 我突然發現范教授對於娛樂的認識，就等於一般人對醫學的認識一樣：缺乏深入的認知。哈哈。

但這個就是他了，一個無論對醫學、對病人都保持最純粹的赤子之心，一個執著認真，又非常可愛可親的他。

參考資料：

1.  范教授個人簡介：
     http://www.ldlt.hk/en-US/abouttheauthor.htm

2. 「港大肝移植技術獲國家一等獎」：http://archive.news.gov.hk/isd/ebulletin/tc/category/healthandcommunity/060105/features/html/060105tc05009.htm

3. 「范上達的纖纖十指」：

http://hpl.xanga.com/541212975/item/

4. 「一命換一命的肝臟移植 ── 范上達悲嘆：病人太多，捐肝太少」：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1/29/SY0701290001.htm

5. 「他為全球肝病人帶來曙光」：
     http://www.facebook.com/notes/%E8%8C%83%E4%B8%8A%E9%81%94%E6%95%99%E6%8E%88-professor-sheung-tat-fan/%E4%BB%96%E7%82%BA%E5%85%A8%E7%90%83%E8%82%9D%E7%97%85%E4%BA%BA%E5%B8%B6%E4%BE%86%E6%9B%99%E5%85%89/129713017131361

6.  香港大學外科學系肝膽胰外科網頁：

http://www.surgery.hku.hk/hbp.php

7.  范教授《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全書內容：http://www.ldlt.hk/index.htm 
8. 范教授Facebook專頁：http://www.facebook.com/#!/pages/%E8%8C%83%E4%B8%8A%E9%81%94%E6%95%99%E6%8E%88-Professor-Sheung-Tat-Fan/129388940497102

永遠站在病人那一邊 ── 訪鍾浩然醫生

跟鍾醫生在急症室認識，當時，我是他的病人。

現在，我們已經成了朋友。作為長期病患者，我從未感覺到自己能夠真正跟自己的醫生成為朋友 ── 直至那次去急症室求診，遇上了鍾醫生。診症期間，除了對病情的專業判斷之外，他還問起我日常的興趣，大概因為我們都是愛寫作的人（鍾醫生是專欄作家），所以談得特別投契，當天他好像比我說得還要起勁投入，我知道他不多不少是為了令我不要太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那時我便覺得，他跟其他醫生很不一樣，至少，他比很多醫生有心。

心之練造

也許要從社會上大部份人都很重視的 ──「背景」── 說起。

鍾浩然，內地出生，十歲來港，中學就讀於大角咀銘基書院，當時的他仍然住在板間房。一九九六年港大醫科畢業，如今是瑪麗醫院急症室副顧問醫生，同時是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臨床助理教授。

「點解想做醫生？我想救人囉。」七、八歲的時候，還未來港的鍾醫生去過一個葬禮，眼見人人都哭得傷心，他第一次萌生「不想有人死」的念頭。這個被他形容為「幼稚」的念頭，在他腦中卻一直暗自滋長。今時今日他成為一個急症科醫生，和兒時心願可謂非常貼近：救情況危急的病人，讓人跟死亡的距離拉遠。這樣的出發點，純粹到不得了。

在香港，「做醫生」是一種成就和榮耀，不少醫生出身優厚，讀名校、出自醫生名人世家、身懷各種興趣技能…，此等背景非常普遍，所以，鍾醫生算是異數。他不諱言，銘基書院是草根學校，收的多數是家境貧窮的內地學生。「有次我聽到一個電台節目訪問鮮魚行學校的梁校長，其實他是我中學的師兄，他說自己本身在政府學校做校長，高薪厚職，但他自願選擇在鮮魚行教，是因為可以幫到很多如果不施以援手就解決不到教育問題的人。當時我覺得好震撼，校長說的完全是我所想的。哈哈，不愧是銘基人，我們就是這樣思考的。」鍾醫生說得非常雀躍，這我就知道，他一點也沒有為自己的草根背景感到羞恥過，反而滿懷感激。

「我想起《舒特拉的名單》裏有一句說話：『救人一命，如救蒼生』，這句話一直放在我腦海裏，我覺得，做醫生就是要這樣。我做了醫生這麼多年，對這句話真是很有感覺。作為醫生，除了救一個病人之外，其實還救了病人附近的所有人，父母、兄弟姊妹、朋友。一個人死了，身邊的人其實好慘，連鎖反應好大。就算是延醫或者令病人不舒服、無法正常生活，其實都破壞了病人的家庭以致所有人的生活。所以醫生是偉大高尚的，不因為金錢和社會地位，而是我知道我救到人，改變到世界。」 ── 有多少個醫生，會這樣想？

在雞蛋和高牆之間

曾經在全港醫護人員愛心頒獎禮上獲得「最具感染力獎」的鍾醫生，一直以來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在急症室工作多年，教他最難忍受的絕對不是病人，而是龐大的醫療機構。他試過為了維護病人的利益而跟同事產生爭執，對方的反應卻冷淡得難以想像，只輕輕的回應：「關你咩事？」。「醫管局很龐大，如果有事發生了，病人總是得不到公正客觀的裁決，權益得不到保障，除非件事明顯錯到冇得抵賴囉。」鍾醫生皺起眉頭，開始激動起來。

「記得當時我跟同事說：對我而言，病人永遠是雞蛋，醫管局卻是高牆。雖然我是醫管局的人，但我不會站在高牆那邊。在雞蛋和高牆之間，我永遠會選擇雞蛋，而你，是高牆的一份子。」「高牆雞蛋論」，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年前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的演辭之中，一個曯目而有力的比喻。當然，鍾醫生的那位同事就算聽得明白，也未必聽得入心。

作為病人，「高牆式」的醫生我見過，也深知投訴無用，某程度上更是蠢事，只因在龐大的制度（龐大的人數，而當每一個人都相信並依從制度）之下，病人根本沒可能挑戰到一個機構。「病人和醫管局之間的權力分差太大，病人沒有金錢和權力去改變醫管局的決定。但總要有人幫他們，而我就是選擇幫他們的人。」鍾醫生誠言，醫管局經常強調的「以人為本」，當然只是漂亮的說法，事實上不是人人做得到。

對他而言，好的醫患關係是以病人為中心，並且把病人當成朋友介紹來的朋友。「當所有病人都是朋友介紹給我的朋友，我一定不會對他不好，一來不想影響朋友，二來不會影響自己，雖然大家不是很熟悉，但因為有微妙的朋友關係，我點都會對佢好啲。」鍾醫生承認，他不會高尚到把病人當成家人般去看待，但他很著重病人的感受，甚至代入病人的角度，想想病人想得到怎樣的幫忙。

「我會問他們：你想我怎樣幫你？其實在急症室，幫人好簡單，有病就去醫治、開藥就是了，但這樣只是完成了責任，未必真正解決到病人的問題，他們可能有其他問題，譬如說跟家人關係不好、沒人照顧，知道這些，我便嘗試用我認識的方法去幫他們。」在醫管局這塊高牆浸淫多年，難得的是鍾醫生從來未忘本性，心裏一直銘記自己當初為甚麼選擇做醫生。一切，都發自內心。

一些事，明明在發生

有一次經歷，令鍾醫生很難忘。去年佛誕，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北歐女子來求診，她剛生了兒子，因為長期餵母乳導致乳腺發炎，要立即做手術。但女病人的丈夫翌日便要離開香港，兒子又仍然要依靠母乳，外科病房又不容許她跟兒子一同入院，手術又一定要做…。在重重難題之下，鍾醫生嘗試找方法幫她：把女病人收入婦科病房，再找外科醫生診治，希望可以行使酌情權。

鍾醫生隨即收到婦科醫生的電話，說這樣不合規矩，因為女病人是外科病人，「唔關婦科事」；他再致電投訴部門尋求協助，對方斬釘截鐵：「呢啲唔係我地醫管局嘅責任，係病人嘅責任，叫佢搞掂先好入院啦」，更想出要女病人立即聘請外傭（而當日明明是紅色假期）此等荒謬的「建議」；鍾醫生再提出把女病人的兒子收入兒科，但對方又指孩子沒病，不得入院。

鍾醫生被迫把女病人收入外科病房，他跟女病人說，希望即日給她做手術，盡快讓她在丈夫離港之前回家。但未幾又面臨連串問題：外科醫生不肯立即做手術，因為「按程序」要替病人照超聲波，確認她是否真的乳腺發炎（又明明，已經在急症室診斷過了），而放射科醫生因為當日是假期，不肯為她照超聲波，認為她的情況「不算危急」。

結果，女病人簽下自願離院書，走了。

以上事例，我們可以知道，為了避免「出錯」和承擔責任，一些人會完全服從虛無的制度和指引，而忽略活生生的、「以人為本」的，「人」。

「在醫院，大部份人都說guideline，對病人，他們可以說出『唔關我事』這樣的說話，你可以了解他們是用甚麼思維方式。最大的問題是：為甚麼醫院沒有想過一些方法去處理這類問題？眼下分明是發生著一件事，為甚麼可以視而不見？我真是接受不到『唔關醫院事』這類說法。」

夕陽部門

眼前的鍾醫生滿腔熱誠，如果新一代的醫生有一半像他，實是病人之福。可惜的是，愈來愈少人會選擇成為急症科醫生。「急症科切切實實是一個專科，專在要懂得處理危急病情，例如中毒這些情況。其實急救程序是很複雜的，不是每個醫生都懂得急救。急症科醫生所認識的層面要很廣泛，學的東西很多，也很辛苦，加上現在醫管局人手又不夠，所以新一代的醫學生都不會選擇急症科。」

再者，急症科可以說是沒有私營市場的，賺錢不多，自然不受歡迎。鍾醫生感嘆現在世代不同，急症科醫生的真正意義畢竟是依附在大醫院，不會賺到大錢，所以迎合不到現在的人想做醫生的那種「工作他條、有社會地位、有錢」的誘因。既然在急症室賺不到錢，新人也甚少加入接受訓練，但上一輩老了也要退休，如此下來，這科的從業員少，病人卻只會愈來愈多，工作也會愈來愈辛苦。「這樣根本是一個惡性循環，」鍾醫生不無氣餒，「除非政府或者醫管局意識到急症科醫生是寶貴資源，用特別待遇去吸引人才囉，哈哈」。我也笑了，深知要得到高牆那邊的體諒，簡直難過登天。

急症室的工作那麼辛苦，鍾醫生有想過離開嗎？「對我來說，其實無論怎樣，我都是不會走的。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很有意義，又是我當年的願望，有心做就不會算著做了多少、做得多辛苦。」對於這個答案，我一點也不覺意外。

後記

訪問至此，我已經沒有打算去問鍾醫生「對未來有甚麼展望」這種沒意義的問題了，聽他分享的經歷，怎能不覺氣餒？我唯有問他：「平時會做些甚麼去舒緩壓力？」「我有大量的興趣，哈哈。我很喜歡閱讀，文史哲、音樂、軍事，甚麼都讀，又喜歡寫作，甚麼都寫。還有潛水滑雪行山旅行攝影，我在這些活動學到很多，可以應用在平日的工作裏！」鍾醫生的偶像，是福爾摩斯，「我覺得診症就像查案一樣，病人提供病情的資料，我憑藉所學的知識，找出病因，幫助他們。」我好奇再問：「工作那麼忙，太太有沒有抱怨？」「其實夫妻相處之道，都係在乎包容嘅啫。我知好老套，不過係真嘅，哈哈。」

鍾醫生是一個非常活潑健談的人，說起嚴肅話題的時候卻格外認真，這種形象，跟我當日在急症室見到的那個風趣的他，有點不一樣。「有心」更是他最最與別不同的地方，如果有讀過他寫的專欄，不難發現他極其熱愛自己的工作，對病人，他更彷彿從沒有麻木過。在重重醫療架構之下仍能保持熱誠和真心，對很多人來說，絕非易事。

他讓我重新想起那個植根在我心裏已久的道理：多人走的路不一定是好的，卻一定很擠迫。「我從不介意自己做跟其他人不同的事，身邊的人全部都看著股票上上落落，有些醫生上著班都會講股票，但如果我因為這樣而覺得自己都想賺這麼多錢，跟隨其他人的做法，漸漸就會徹底改變我本來的價值觀。所以有些事是不可以讓步的，一定要堅決。不是屬於我本性又影響我的東西，我會排斥。」

有些信念，的確是需要我們去捍衛的。

2012，如果命運能選擇

看星期五那集《天與地》，臨尾部分三位主角鼓佬、黑仔和Ronnie在喝醉過後坐在深夜的後巷哼著歌填著詞，再用紅色的油漆將歌詞逐字塗寫在牆上，這幕讓我看得特別感動 ── 我突然了解到，其實我想要的，不過是像這樣的一種浪漫。

是的，在一直積累著的受傷和迷失之中，我好像忽然之間醒了過來。或者也是因為事情已經到了一個我無法忍受的地步，它讓我覺得自己實在不能再這樣走下去，它讓我極為後悔，並想起那些多年以來因為麻木和慣性而默默承受過的、我其實不需要也沒有責任去承受的一切。然後，我對自己最原初的，對人、對世界的要求和渴望，有了一個更清晰的輪廓。就像撥開雲霧那般，所有我其實不需要去做的、不適合我去參與的、與我根本沒法好好配合的、沒能讓自己得到最基本尊重的，在日後，我都會堅定地把它撥開。

我追求的是簡單的東西，譬如說真誠的微笑或安慰、坐在深夜的街道上抬頭望天、讀一本書然後被它感動、在海旁散步、一次互相關心的談話，做這些一切的事其實都不需要過慮，其實都可以毫無保留地豁出去，讓自己過得輕鬆些 ── 偏偏總是會有人覺得這種追求很笨，說這樣做很沒意思，而有這種質疑的人，偏偏又是一些你很在乎的人。世事是無奈的，我可以做的，大概就是不讓自己在無奈的漩渦之中繼續游來游去。

而我總會選擇做回自己。我知道我依然會不辨來由就喜歡一個人，即使最後我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挫敗 ── 是的在十二月裏，我其實發現了一些讓人崩潰的線索，那使我身心內耗，幾近絕望。即使這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不算一回事，但我的失落是那樣實在、那樣深刻；我不懂去分析一個人，我不相信人和人的關係要像戰爭一樣講求戰術和策略，我只知道愛。也許總有一些人會覺得這很可笑，但我慶幸，我懂得真心喜歡一個人。

一年又過去了，在這一年裏我沒有得過甚麼成就，也沒有遇上甚麼壞事，一切就漸漸地發生然後消逝，而我自己也不知是變得更清醒還是更麻木，反正就覺得許多事並不如我以前所看的那麼嚴重，例如節日或者自己的生日，例如期待或者失落，其實都不需要怎樣煞有介事。

2012年是甦醒的一年，醒來以後，繼續好好地走下去。不需要刻意忘記過去：那些彷彿走錯了的路、愛錯了的人、白費了的時間、我的病患歷史，一切都確切存在過，誰也沒有否定和忌諱它們的理由。而它們總是提醒著我，無論怎樣失落心痛，我都會選擇真真實實地去面對，只因我沒法像別人般輕易熟練地，瞞騙自己。

北角的事

放學後我會跟同學去北角海旁吃下午茶，那裏對我而言就像一個全新的地方，我以前好像真是從未踏足過。會考時期讀王貽興的《路中拾遺》，知道他小時候住皇都大廈，我竟然也不知危險地跑上皇都大廈的天台，那裏破落殘舊，但也因它的破落和殘舊，它大概是一個孕育創意的好地方。此後我對北角算是有點留意，但認識的也只限於電車兩旁的路，例如長長的英皇道。直到升了上大學，我在乘坐快線過海巴士的車程上經常注意到和富中心前面的海旁大道，覺得在那裏看海應該會很美，於是有次叫朋友M陪我去，我們成功闖入和富中心這個私人屋苑，坐在花圃上看被高架天橋擋住了的夕陽。

很多時我都幻想自己住在港島區，因為我在九龍這邊出生、長大，對它實在有點厭。在中學三年級之前，我對港島區的認識僅限於601號過海巴士路線所及的地方，和由中環到瑪麗醫院的55號小巴途中所經過的、對我而言極其迷幻的西營盤，那時我還以為英皇書院是一座只有外國人才可以入住的宿舍，哪曉得它原來是間中學。中三過後我才知道我的世界太膚淺，香港其實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不發掘都不知它有趣的地點，只是我未及認知和發現。我所接受的屋村中學教育並不會教導我，甚麼是殖民地時期的建築，甚麼是英式淑女禮儀。

直到升上了位處北角半山的樹仁大學，我對港島東部算是有點親切感，起碼我覺得東半山的神秘感好像減退了一點，以前我並不知道那裏有學校有豪宅，那裏的路那樣窄小，卻竟然容得下許許多多的私家車。去年我的大學生活沒甚麼特別，我只自顧自的在刻意孤立自己，都不知為了甚麼。今年也許是心態轉變了，覺得有人陪沒人陪都一樣，心情倒是輕鬆了不少，於是也樂於發掘平時少有踏足之處。到現在我仍然沒法辨清，到底是我身處年齡層的文化出了問題，還是我自己出了問題。

最近放學後，我常常乘坐27號巴士到北角，它的總站在北角碼頭。有次我發現那裏原來有渡輪去觀塘，便貿貿然坐船去了，那個被稱為「候船室」的空間充滿了六十年代的氣味，我只是暗自在微笑，默默想起了《阿飛正傳》的場景，加上中午時段坐船的人不多，那種氣息就更有異於平日所接觸的、沉悶的商場和地鐵了。船程有十數分鐘，當渡輪離開北角的時候，我不斷引頸仰望兩道高架天橋，我知道上面有很多條行車線，車子會在上面不以為然地駛過，從不看我一眼。

有兩個星期四，我跟S到北角海旁的太興茶餐廳吃下午茶，這個時段人不太多，我點過這兒著名的燒味飯和冰鎮奶茶。窗外是有貨車停泊的小路，和被臨海屋苑佔據了的晚霞。看見窗子上雪白的聖誕裝飾，我心裏不知要歡喜還是寂寞。因著放學後的疲憊和散漫，我跟S談了很多不著邊際的話，但我們笑得很開懷，S說要看我在課堂上寫下的七言絕詩，我說我的古詩一點古典感覺都沒有，而我其實從來都不特別喜歡古文。當我緩慢地把西多士切成十六等份的時候，S說：「其實作為朋友，妳都幾稱職吖」，我笑了，說「不，妳比我更懂得關心身邊的人」。

黃昏是個漫妙的時段，我看著在S身後，雲的輪廓逐漸模糊，一如我心裏那團亂糟糟的、卻不曾宣之於口的感覺那般；直到黑色的天空出現，我們才慢慢地，結帳離去。在經過北角地鐵站那些由小朋友所繪的壁畫之時，S總是在竊笑，說壁畫上那兩個女孩子的頭被畫成像屁股一樣。S要上班，而我卻回家浪費著時日。

數天之前，當我和J辛苦地完成了那份新聞課程的功課，而我又順利地推掉補習課堂之後，在寒風之下我們去吃著名的北角雞蛋仔，二人分吃一底。之前跟J去花墟採訪，當日我正值感冒，暈眩到好像不知自己在做甚麼似的，但在琴行街排隊輪候著雞蛋仔的時候，我清醒地跟J談論著今個聖誕會否又是lonely Christmas的問題，J說至少有一群同事陪著她過聖誕，她也不算寂寞。後來我和J都覺得冷，索性躲在北角地鐵站未入閘的某個區域吃著雞蛋仔，再乘坐將軍澳線回家。

我暗自想起自己每年也覺得聖誕理應要有些甚麼，但我總欠缺著甚麼，而且當我被迫對住某一群人的時候，那是寂寞之上的寂寞吧。但反正聖誕過後就是新年，新年過後又總有節日，年年如是，聖不聖誕，其實也沒分別吧，那些所謂「聖誕時才感到的微小幸福」，也不過是我多餘的想像罷了。

只是，我想起自己快要廿一歲了。二十有一，這個「一」似乎又有重新開始的意味，我只怕要重新開始的是一個循環，我怕自己會一直存在於這個循環裏，沒法逃離，也沒有人會把我拉出來。在列車逐漸遠離北角之時，我這樣害怕著。

So sarcastic，so Mary Chin！

(To be frank，我完全想像不到在樹仁大學的圖書館裏，居然會有像《穿Kenzo的女人》這麼時髦的一本書。在十月至十一月期間我讀了這本書兩次，我直是覺得鄧小宇是神，怎麼書裏的內容和現在的時勢會那麼貼近？我敢肯定，《穿Kenzo的女人》一定是「港女」、「中女」、「拜金女」等一眾潮流詞彙的始祖，甚至是《Sex and the city》的原型！奇就奇在它成書於1977年至1984年的香港 ── oh well... ，我都真係未出世 ── 再在2010年再版也居然會讓你覺得這是一本極時髦的書，而作為男性的鄧小宇以女性筆名錢瑪莉書寫出來的接近一百個短篇又竟然「女人」到不行，加上它所包含的本土文化獨立宣言又是那麼深得我心...，my gosh，I'm madly in love with this book！

所以，請容許我以錢瑪莉的筆觸和語氣，寫一篇blog entry。但事先聲明：如果你有讀過《穿Kenzo的女人》，你絕對會明白為甚麼我通篇的語氣都這麼刻薄；如果你沒有讀過而又覺得我真係刻薄到hurt親你的話，抱歉我是不會負上任何責任的，period！)

Frustraion！Frustration！十一月對我來說是個忙爆和傷心的月份，先是完成了一個讀書會，我由讀書會舉行前不斷擔心來參與的人數會否很少到當日來的同學朋友竟有二十人之多讓我非常感動的這個過程中，經歷了無數心理掙扎，這種掙扎大概是無聊的，我由思考如何把一己的文學熱情舒服地傳染(！)給我身邊的同學朋友、籌辦一個活動所需要的計謀(！)和容忍，到質疑自己的閱讀深度和表達能力甚至覺得自己不應該站在文學的立場說話... 。這些我都一一想過了，而且思考的過程非常痛苦，才剛剛在自我否定中自我肯定，轉念又從自我肯定之中自我否定... ，反正腦中的想法不斷改變，幾乎沒一個穩定的思緒 ── 我知道這是a bit too ridiculous，但我真的曾經這樣掙扎過，fortunately在我把我平日讀過而且覺得很好看的書都介紹了給同學之後，還真是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

To make this short story even shorter，我好開心我有過這樣一個讀書會，甚至連當日我要考的普通話期中試我也可以完全拋諸腦後 ── oh yes 普通話is what I want to talk about，如果你要問我有沒有溫習過那堆拼音、聽過那些CD、讀過those damned單音節多音節字詞，to be very frank：我冇。做了二十年人，到今時今日我依然浪漫到覺得只要我可以做著我喜歡的事，其餘所有東西我都可以置之不理，it's all so very ridiculous I know，但由我Form 4(或者更早)開始，我就非常堅決地認定了，文學永遠是我最核心的意志、寫作才是我的prime concern，其餘的事我都可以不管 ── 當然人愈大我愈知道這個想法是大錯特錯，that's why 我到現在仍然是such a god damn failure ── 要寫出好的文學作品，我根本就不能撇除生活上任何一樣東西...。

Back to 我的普通話，on that bloody Tuesday，一向令人聞風喪膽的娥珍老師問我「點解可以考得咁攞命？」，本來我也不感到甚麼，我一向把別人對我的惡意批評當是耳邊風(但返到去又會因為這些惡意批評而苦苦落淚，well it's too easy to make me 流眼淚... )，but the damned thing is 我們要站在全班面前朗誦一首詩(of course，in普通話)，而當日一位內地來的同學又自然是唸得非常好(當然，這種朗誦腔是否「動聽」倒是見人見智... )，加上娥珍老師其後一如以往地說出一大堆讓人意識到社會上的競爭是多麼恐怖的說話 ── 這些無聊的因素竟然讓我在寂靜的普通話課堂上悄悄落淚了。Just what's wrong with me？我不斷抹眼淚然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看見同學們繼續一個接著一個地走出去朗誦，I just don't know what I came here for！

我得重申，我絕對不是不想學普通話，掌握多一種語言永遠冇壞，而用普通話讀近代詩又更能了解它押韻的地方(especially for my favourate 戴望舒)；可以用普通話跟從內地來的同學溝通又是一件美事，如果我的普通話不是那麼差，at least 今早我在沒有徵求同意的情況下叉隻手指埋去玩著某內地同學手機內的遊戲時，就不會樣衰地一味只懂跟他說「真好玩」(連兒化韻的「玩兒」都說不出口... )，還有在道別時我明明想跟他說「下次我們一定要合力殺死所有深海中的美人魚！(那個遊戲是這樣玩的)」，但礙於我的普通話發音實在難聽到不得了，我只得把所有意思都簡化為一句極為瀟灑的：「Bye bye！」...。

而其實我也喜歡聽娥珍老師說道理，但可能她說得太多，讓我覺得將來我出到去真係可以死俾佢睇 ── sometimes I just wish she could shut up，我哭那刻真是已經totally get tired of 她口中那個世界，也就是現實世界。在她眼中，讀中文系的人似乎除了做教師就別無出路了，我知道大部份的長輩是為了我們好，怕我們將來找不到安穩的工作 ── but that's absolutely not my way，我不希望我將來的生活安穩到每天都在做重覆到不能再重覆的步驟那種地步(而做教師又偏偏是非常容易跌入這種地步)，well，這樣跟身處無間地獄有何分別？

I mean，生活上的規律是必要的，也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我們面對著、做著的東西不一定要每天一樣才叫人覺得安心，更重要的是 ── 為甚麼娥珍老師要以我們每個月找到多少錢來作為「有成就還是沒有成就」的標準呢？錢 ── 我知道錢很重要，而我絕不能非常有骨氣地說「我去做乞衣都得啦」，因為at least，我每天吞服著的藥丸的確很貴，in case 有一日政府不再資助我們這群長期病患者，到時我得用貴N倍的價錢去買藥... ── but what I want to say is，can't her see money is not the point？除了錢以外難道已經沒有更值得我們引以自豪的東西？譬如說，為自己、為城市、為一個自己很愛的人，寫一本書... ？雖然寫書不可以guarantee my happiness，但是to my mind，它絕對比金錢可貴。

說起寫書，某次補課娥珍老師問我們為甚麼測驗會不合格，要我們說出原因，同學們都說聲調弄錯了、溫習方式不對之類的，但我管它甚麼，直接就答「我‧不‧喜‧歡‧普‧通‧話」(no，it's 我不喜歡這‧樣‧學普通話，to be exact)。I know I got myself a tough case here，I always，但我說的都是真話，雖然說真話是世上最愚蠢的事 ── How sad the whole thing is！為甚麼我們連最真切的想法都不能宣之於口？ ── 我做人做了那麼久，很多時候都依然是say whatever I like，我甚麼都說，from the very bottom of my heart，明知別人不喜歡聽，但只要我想跟他/她說，我都一定要說。It's dangerous I know...，just like skating on thin ice，但我起碼無悔。

我還記得娥珍老師當日問我將來是不是要做作家，我默默點頭，然後她居然用「香港作家寫不出好作品」這個point來回應我，她說在香港，寫書出了名的(她以金庸和黃霑作為例子)都不是香港人，他們都在內地接受教育(that's why他們的中文底子很好云云... )，oh please ── 我可以肯定娥珍老師一定沒有讀過由土生土長香港人寫出來的作品(至少，她沒有讀過李智良的《房間》)，而且，誰說不出名的就不是好作品？I just think that she's really，really ridiculous。

其實如果你問我將來的事，我都真是不知道what will become of me，而照我目前的狀態看來，我似乎也只是在發夢，I just sitting here and doing practically nothing，這是我的錯，在寫作方面我還沒有make the first move，我明明知道為了出書/踏上作家之路，我應該狠狠地做點甚麼no matter at what cost，但我沒有，我只是不斷說說說，不管是學業還是個人寫作成就，I achieve neither... 。

That's why 娥珍老師的說話令我傷上加傷 ── 她的說話再次動搖了我讀中文系這個選擇，As a 土生土長香港人，我既沒有良好的普通話根基，又沒有香港人應有的英文優勢(大家不要忘記我是讀中文中學的，一間full of shit的中文中學，damn it！)，我還可以憑甚麼去跟別人競爭？唉，本來升上了Year 2我是很開心的，今年遇到的教授和同學都很好，而我絕對比上一年開心得多，更決意要以研究廣東話和香港文學為目標 ── 只是想起娥珍老師的說話，還有香港人現時這般的形勢，你叫我還怎樣去令自己相信 everything's coming up roses？

── 但根據我周綺婷搖擺不定的性格，即使普通話課、中文系這個選擇、個人的病患以至寫作的失語令我傷心絕望，我還是轉念就會覺得：so what？Tha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如果要談論我們這群中文系畢業生的將來，我只能說 it's too early to tell。娥珍老師，妳是不能單憑我普通話的成績來定義我的，哼哼，wait till you see 我會是個怎樣的學生。

而我周綺婷 ── 我周綺婷畢竟不是錢瑪莉，她所散發的氣焰和囂張不是說扮就扮到的，這篇算是「以模仿作者的方式來作為一篇讀後感」，順道表達我對《穿Kenzo的女人》的熱愛，以及在這個十一月我所面對過的憂鬱。

So much so for my bitter November。

我的二十周年 ── 而我必須經歷苦難

(是的，照片中的嬰兒是我二十年前的樣子，這還未算是我當時病得最醜的時候。)

在過去的周末，我出席了那個慶祝香港肝臟移植手術二十周年的活動，原本只為見范教授一面，沒想到會遇見一些很久沒見過的醫生(十年沒見！)，而「二十周年」又突然提醒了我：原來我自己，換肝都足足有二十年了。

容許我不厭其煩地，再訴說一次歷史：在籌款遠赴澳洲進行近親移植手術的例子之中，我是最早的一個，好像是香港首宗，當時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黑色星期五，父親把他的左肝葉送給我(與其說「捐」，不如說「送」)。手術後，我需要服食抗排斥藥物，直到永遠(或者直到我的身體變得很好/直到醫學更昌明)。而我出生於一九九一年一月，需要換肝的原因是因為先天性膽管閉塞，對我而言「先天性」無異於「沒原因」，反正是我就是我了。

每件事也有它的因果與代價，肝功能沒法好好維持下去，就要把它換掉，把它換掉身體就有可能康復，要康復就要動手術，要動手術就要承擔風險，手術成功了都得服藥，而服藥，就得接受它的副作用。事情就是這樣，沒有不付出不損耗就能獲得成果的道理 ── 我並不是在埋怨，我認命，但不怨命，我可以誠懇地說：換肝對我而言是本‧來‧就‧存‧在的事，是很自然的事，我從沒有想過「為甚麼要是我」這種問題，如果要問「為甚麼要是我」，那麼又「為甚麼要是別人」呢？ ── 是的我不會像那些換肝小冊子裏的分享文章那般，把病患的經歷說得太悲慘，把「康復」後的人生說得太美滿；我不會擺出一副滿有希望的樣子和神態，並以「生命很美好」此等標語式的說話來膚淺地總結我的病患。

我選擇以「接受」去面對無法選擇的局面，非因無奈，而是心甘情願地默默接受。我沒有信仰，父母都是勞碌階層，我們住公屋，沒車沒樓，我沒有讀名校，沒有特別被培養成為那種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孩子，我們非常平庸 ── 以前我輕狂，從不肯承認自己的平庸，但現在我卻看出了平庸當中所蘊藏著的真摰，是的我們無比真摰，這種真摯讓我可以平靜地接受我的病患事實，這並不是代表我想反映些甚麼滿有希望的訊息，而是：

我不奢求安然地度過每一天，我渴望如實地，感受每時每刻。

正如我覺得病患經歷總應該切實地被刻劃，盲目的積極化總教我感到害怕。雖然我的所謂換肝「經歷」並不是由「我」所「經歷」，當時我實在太小，對所有事都沒印象，我的此種「經歷」，其實由第三者憶述加上我的想像所構成，我所能清楚描述並感受的，僅是孩提時代在醫院的回憶，和我現在去覆診的過程。在我的世界，病就病，痛就痛，不滿就不滿，感動就感動，我不需要彩虹/曙光/明天，我只要當下。我不會隱瞞忌諱，那種被稱為FK506/Tacrolimus/「他克莫司」的抗排斥藥物教人多麼又愛又恨、覆診時的那個S座4樓門診部有多麼流水作業、我躺在病床上感到自己被徹徹底底地物化、醫生的疲累、病人的嘈雜、我的抑鬱... ，這些都非常非常真實。

── 病患以及它的過程，從來不能被簡單地解釋、公式化地闡述，在許許多多的宣傳和分享之下，肝臟移植彷彿成為一個符號，外界對它的認知可能僅是被規限於「捐肝者」的偉大、「受肝者」的感激、醫護人員的無私，或者醫學技術的先進之上 ── 唯獨情感難以分辨。我當然不否認上述的元素是確切地存在，只是，我至今仍然無法剖析在醫院裏的到底是愛/恨/敷衍/虛偽，還是甚麼都不是。醫生和病人的界線依然清晰並深刻地成立、專科門診甚至手術室依然繼續膨脹、流水作業的氣氛因環境及態度而生… ，作為一個從小在醫院出入的人，我開始質疑自己的回憶。

兒時在瑪麗醫院的日子為我的童年提供了一個學校和屋村以外的僻靜處，而當然，也基於年幼時期的好奇心，那時總覺得醫院裏有無數新奇的玩意可以發掘：K15病房外面的壁畫相信是我兒時對外國美好風光的想像的依據，我會以為世上真有那樣一個地方；病房裏的三文治、芒果味餅乾和雪糕都很好吃，而且我總能成功地「霸佔」一部「私家」電視機；我會默默記住小手術室裏面那些橙色的小抽屜分別存放了甚麼醫療用具、我知道「飛機針」的顏色和針孔粗幼之間的關係；我常常跑到病房外面那個等候升降機的空間(我記得升降機的聲音)，我喜歡看窗外那座很高的不知甚麼山... 。

十數年後，我成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外面的人總是很在意我們的年紀，藉以印證歲月的流逝和我們急促的成長，而不幸地，很多人都高估了我的年齡... )，知道了很多事情的底蘊之後，難免會發現醫院並不是我想像中有趣 ── 但它的沒趣也是真實的，說到底，作為病人/patient的我，也許就難以經歷它有趣和別緻的一面… 。

或許在這二十年來，病患和我的性格形成/自身影響的關係密不可分， 如果說要為這段所謂「病患路途」寫些甚麼，其實我已寫了不少，只是這次不同的是，關於我個人的成長歷史其實絕不重要，而在這次的書寫以後，我更加希望此後我可以把跟病患有關的一切，稍稍放下(即使我心底裏還是明瞭：換肝是一輩子的事，病患與生活著實並存，怎能輕易割斷？)。重要的是：在「經歷」換肝和我真切經歷過時而頻密時而稀疏的覆診、抽血和抽肝組織等檢驗之後，作為病者應該如何面對和攀過「正常生活」和「長期病患」之間的掙扎和矛盾？還是，其實我以後都得抱著此等掙扎和矛盾生活下去？

以我目前二十歲的智慧：無論在未來我將經歷怎樣的生活，我都希望今後我能更踏實確切地走下去，是的，踏實、確切、坦白地，面對自己。我不會對我的身體作下甚麼期許(有時我根本沒法控制它)，也不會說甚麼「未來的二十年要比這二十年好」之類的話。在未來，我必定並必須像從前那般，因為悲哀或感觸而在深夜哭到幾乎窒息，也會因為目睹微小的幸福而躲在一角悄悄落淚，只有這樣，才令我感到自己的確切存在，一如我深信，真正的快樂從來不是來自那種虛浮的燦爛，而是來自對苦難的深刻消化和提煉。我知道，我永遠都是一個病人，此種身分難以磨滅，但我可以嘗試的是：放下病患這個似有還無的包袱，去經歷我必須經歷的所有。

我深切地希望我有能力，經歷一切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