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關愛情

我從未試過在機場接機。

在那個傍晚，從瑪麗醫院出發，摩星嶺道的醉人晚霞教人永遠不會忘記。我錯過了每三十分鐘才有一班的機場巴士，憂心如焚，但也只好坐在巴士站旁邊的長椅子上，一面等，一面被蚊子肆意地咬。那刻雖然焦躁緊張，卻其實很快樂。之前的某個深夜，我同樣等待著機場巴士，只是沒去得了機場就回家了，此夜之後，我所歷的事情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或者時空 ── 然而這一切，我卻沒能在此刻緩緩細訴，以像說著情話一樣的腔調和神態。

不管是不是你，相愛都如陷無人之境。在終於等到了的機場巴士上我聽著歌，我發現自從踏入另一世界之後，我莫論聽歌看書看戲說話都無法集中精神，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對每句歌詞都執意細味，然後找出可以襯托自己的句子，輕輕哼唱。我似乎開始有追求簡單安適的意向，並意識到從前自己那不必要的低沉和自卑。這是好事，是嗎？

晚上的機場很安靜，人卻還是很多。我找錯了出口，卻讓我們擠身在茫茫人海之中搜尋對方。是的我們找到了彼此。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往後的事畢竟是長遠了一些，我無從讓自己變成想像中的自己，現實永遠不能如想像中發生。譬如說，走每一步的速度、每天都可以近距離享受愛的喜悅、我心裏放上了一個人。成熟的你說，所謂心理支撐，只是廢話。

是甚麼令我沒敢盡情的呢，是往事是個案是偏見是朋友的勸慰還是我的執拗？我不知道。明明我在此之前，以為自己會勇敢無懼地向前衝，以為自己會轟轟烈烈甚麼都不介意，以為自己可以有別於庸俗的旁人。而我的現實令我顯得那麼醜陋，我明明像是一個全人 ── 在你面前。

想說的都不由細說，要隱去的委實太多。我只是特別喜歡那個機場的夜晚，羞澀的我們：說著難聽的普通話的我、學著廣東話的你。

最終目標，是不需要活肝 ── 訪盧寵茂教授

（是為我在暑假裏面，第三個為瑪麗醫院醫生進行的訪問。這次，是香港肝壽基金的邀請。）

訪問在瀰漫著咖啡香味的情況下進行。

盧教授一見到我，不無詫異，只因我其實是其中一個要到瑪麗醫院肝臟移植部門覆診的病人 ── 於是這天，我們談了很多我作為一個病人、或曰「普羅大眾」平日未必能清楚了解的、關於香港肝臟移植的問題。

作為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也是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管，盧寵茂教授在簡述世界器官移植發展史和各項數據的時候，非常從容。最早的器官移植是在1963年，經歷了多重試煉和考驗，到了八十年代，器官移植才真正以服務形式存在，延續了無數瀕危病人的生命；在香港，首宗成人左肝移植是在1994年，當時一位26歲女士急需換肝，丈夫決意捐肝救她。盧教授清楚記得，當時他們跟這位丈夫說手術成功的機會率只有六成，但那位堅決的丈夫說了一句話：「即使只有兩成，我也願意捐」── 病人的決心和信賴，感動了醫護人員，也令本港首宗成人左葉活肝移植成功了。

「但以前的捐肝率，其實很低」，盧教授呷一口咖啡，緩緩地說。在1991年，捐肝個案只有兩宗，92年只一宗。觀乎世界各地的捐肝率，在每一百萬人裏面會捐肝的，在香港只有平均5.6個，在歐洲是10至12個，美國是20個，而捐贈率最高的西班牙，是35個。盧教授說，以前腎臟移植發展得比較完善，在急症室外面「等候」死者家屬同意捐出死者器官的「死亡天使」，多是腎科護士。那時肝移植比較新，不及腎科有經驗，即使死者家屬答允，捐出來的器官，也不一定包括肝臟。「有人甚至說死後只會捐一個腎，因為要留一個在天堂用」，盧教授有點沒好氣：「上了天堂就是神仙了，哪還需要器官呢？」。但現實的社會，總有這樣的傳統眼光。

正因為屍肝的缺乏，活肝移植可以說是一種「出路」。需要換肝的病人多處於危急的情況，譬如急性肝衰竭，要不就是癌細胞擴散的個案，同屬緊急，幸而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的肝切除技術好，經驗也豐富，「以前沒有活肝移植，難聽些說，病人是在等待死亡」，盧教授說。但到了現在，活肝移植的手術佔了六成，加上「成人右葉活肝移植」技術的重大突破、海關關員捐肝救同僚的感人例子、三次交叉換肝手術的成功等等，在2009至2010年，捐肝率有所上升，2010年的屍肝捐贈更達43宗。

活肝移植手術成功的報導，直接影響屍肝的捐贈率，兩者之間當然是正比的關係。所以盧教授覺得，讓大眾知道多些換肝的個案是好事，因為真人的故事，很具說服力，「如果只是叫高官出來呼籲器官捐贈，這是沒用的」，盧教授說每次關於換肝的報導出現之後，捐肝率都很快上升，只因發生在現實裏的故事非常感人。當然，一些肝臟移植的機構所做的宣傳和教育也很重要，讓人知道肝病的特徵和預防的重要性，只是這些對患了末期病的人來說，效力不大。

是以一些等待換肝的病人，有時會想找傳媒幫忙呼籲尋找合適的肝臟，盧教授對此說：「如果病人想這樣做，我們會支持，也會提供資料和協助，但這種宣傳其實未必直接地幫到自己，特別是危急的病人」。肝臟移植在社會上的宣傳，跟其他在社會上急速流轉的事物一樣：流行，然後很快被遺忘。但畢竟是關於生死，換肝故事的報導即使未必趕及幫助危急病人，也可以幫到往後的病人 ── 所以，盧教授總是希望有多些病人，不管是危急的還是已經康復的，都可以出來分享他們的故事，「在香港，病人始終比較保守，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有病，不想出來分享和拍照」。盧教授覺得既然手術成功，應該站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手術前的情況和手術後成功回復健康的正面信息，而肝移植康復者的個案，在他而言更有說服力，因為病人自己親身體驗過身體的變化，深深知道手術前後的分別。

不過，病患在社會上多少也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據我自己的經驗，外面的人知道我曾經接受肝臟移植手術，總會覺得驚訝。「二十年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換肝是甚麼，更不覺得換肝是可行的」，盧教授慢慢憶起舊時的日子，他很記得在1995年有病人得知自己要換肝之時的反應 ──「唔係呀？換肝？咪搞我」── 當時的人把換肝看作實驗，病人本身也接受不到自己要換肝，可見肝臟移植在很多年前的香港，是一件很新奇的事。而在他們的團隊提出要進行右肝移植時，醫學界更加覺得是匪夷所思，當時美國是肝臟移植權威，對此批評最多，說是「亂嚟」，但在「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這項技術成功之後，很多國家紛紛來香港學習 ── 當然，包括美國。

盧教授和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一路走來，經歷了很多艱辛和質疑，但他們都一一突破了。盧教授笑著說：「現在就算找個中學生或者小學生來問，都聽過換肝了，而且知道是可行的」，一個又一個換肝手術的成功，當然是令肝臟移植在社會上得以廣泛地被認知的重要原因，社會上對病患者的心態即使要長一些的時間才可改變，但對比二十年前的香港，一切都在進步。病人對換肝手術信心足，「他們會主動要求換肝，有些甚至不適合換肝的，也要求做換肝手術」，盧教授說這是很大的改變。

他亦對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感到希望：「我很高興有些年輕的、能幹的醫生在我們的團隊」，換肝技術要有足夠的延續性，盧教授笑說：「老實說，遲早我都要退休，都要有人可以獨立做到換肝。暑假時有中學生來參觀我們的手術室，很多學生都很有興趣，我跟他們說『將來醫我的，很可能是你們了』」。盧教授對現時的換肝團隊很有信心，因為每位醫生也很有心，「換肝手術是長時間的，而且是急症，說做就要做，沒得拖延，想舒服的人不會選擇這科」。有心之餘，團隊也非常「有力」，事實上在整個外科部門而言，肝膽胰科的挑戰很大，肝臟切除、膽管接駁、胰臟切除等等的手術，對醫生技術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們團隊的技術和耐力都是特別好的」，盧教授覺得他們的團隊很幸運，可以找到那麼多有心的人聚在一起，為肝臟移植作出貢獻，「不止現在的醫生，年輕的醫生也很有心加入，我可以大膽去說，就算我在此刻離開，我相信他們也能夠處理得到換肝手術」。手術技術的往後伸延，是盧教授有感這幾年特別成功的地方。

而盧教授選擇了肝膽胰外科和肝臟移植，原因也是因為這科特別難，他喜歡向高難度挑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喜歡舒服的、不用熬夜的、手術時間短的，都不會選這科。我對這科有興趣，因為它有挑戰性。我常常想，如果是這麼容易做的話，就不用找我去做啦。」的確，肝移植手術是難度最高的，它是肝膽胰手術和器官移植手術的結合，「我可以大膽地說：能夠處理活體肝移植手術的外科醫生，他的手術技術是最好的。」

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的著名，也令不少醫學生趨之若鶩，盧教授對此也自有看法：「讀醫是終生事業，十九歲便要決定下半生的工作是甚麼，而且醫科是很專業的訓練，讀完出來，大家都期望你做醫生，也很少人會轉做其他職業」。盧教授自言常常跟年輕人說，讀醫之前真的要考慮清楚，因為醫科畢業不像其他科目畢業一樣，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工作。「做醫生是一個很大的目標，沒有興趣真的不要選擇，因為讀的過程辛苦，工作也辛苦，每個人對醫生都有一定期望。」他說。今年從中學文憑試收回來的學生，成績最好的都是選擇醫科，盧教授對此感到高興，「有年輕人想讀醫是好事，醫學院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起碼他們是懂得讀書的，而且有興趣讀醫。」但盧教授注重的，始終是心，「醫科不完全是Science，它其實亦是Humanities」，他覺得，成績好的人不一定喜歡幫人，收生的時候，更重要的是看學生有沒有幫人的心。

既然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已經這麼好了，我問盧教授：還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嗎？不斷追求進步的盧教授說：「一定有。」雖然在手術成功率方面，瑪麗醫院換肝團隊已經做到98%，盧教授笑說：「再進步，都不知怎樣才可以進步」，但他所考慮的是其他方面，例如在藥物方面，資源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乙型肝炎患者要靠昂貴的藥物防止復發，藥物沒錯是很有效，服食後，差不多是不會復發的了，但要一輩子服食下去。在香港，每一百個換肝的人有七十個也患有乙型肝炎，每年有七十個人要服食這種藥物，而且患者是每年增加的」，結果當然是像滾雪球一樣，這樣昂貴的醫療開支，不能說不是負擔，盧教授希望會有方法去令患者可以永久性不復發，而非只靠提高手術的存活率。「還有的是肝癌病人如果要做移植手利，仍然有很多限制，我們通常不敢為比較末期的病人做手術，因為復發風險高，在世界各地情況也一樣」，而對於已經康復的病人，盧教授希望有辦法減低復發的問題。 

他亦認為活肝移植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每做一宗手術都彷彿在走鋼線，「萬一有日，活肝捐贈者會出事或者死亡，這個將會是個震撼的惡夢，我們一定不可以讓它發生，但亦沒辦法百分之百保證，它不會發生」，盧教授的理想，是有朝一日，他們不再需要做活肝移植手術，「很矛盾吧，一個帶頭去做活肝移植又做得這麼好的人，最終目標竟然是不需要活肝。」要達到這個目標，背後期望的，是有更多人願意在死後捐出屍肝。

「又或者，如果有天科研能夠研發到不需要用人的肝去做，甚至是服一劑藥就可以解決末期肝病，那麼就好了」，盧教授說完，也立即忍不住笑了：「要去到這種進步，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見到」。實際地說，盧教授說目前仍然會做活肝移植，但他希望能夠用愈來愈多屍肝，令愈來愈多人受惠，減少要一個健康的人做手術捐出肝臟的風險。

（在訪問完結之後，我不禁深深嘆謂於盧教授豐富的知識和表達能力：他總是有辦法用簡單而有系統的方法把各種數據資料說得很有趣，好讓我這個門外漢明白過來，而且他又是極批判的，不光是記著數字，反正我覺得無論是多麼沉悶的材料，經他消化再表達，所有的脈絡都會變得非常清晰 ── 一個醫生，特別是肝臟移植科的醫生所擁有的能力和耐力，實是遠超旁人之想像。作為一個病人和香港市民，我可以為這隊換肝團隊做的，大抵只是向更多的人宣傳屍肝捐贈的重要性，以生命影響和惠及更多的生命 ── 我深信，這也是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站在一起的理由。）

堆疊

彷彿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篇，寫的時候我十八歲，也就是唸中六的時候，現在看來，當然是覺得稚嫩了。我記得這是在中六的第一課文學創作課上寫下的，當時老師給的題目是「排隊」，時限是兩小時左右。後來我把它刪改一下，把題名改作「堆疊」，再拿去投稿。

如果我要為它再說些甚麼的話，那就是：近年我每次走到現實的那條街道，便更加覺得小說裏的情節，不是沒可能發生。

《堆疊》

我在城市的旺盛區租住了一個單位，每天我都被窗外刺眼的閃紅閃綠色招牌嚴重騷擾，使我不能入睡繼而決定購置黑色布簾把一切遮蓋。

有一晚我怎也睡不著，便輕輕撥開窗簾，冷冷地觀看街上的人群。當時未算太晚，而且這兒是最繁盛的地區，所以仍出現「人群」。窗外除了招牌也是招牌，只是大小不同。街上有一間售賣果汁和小食的店舖，這店子總是有很多人排隊輪候購買食物，據說這兒最有名的是芒果汁。右面一間光碟店同樣排列著長長的人龍，這裏的光碟一般都比外面售賣的來得便宜，大概這是店子受歡迎的原因。然後我又看見一間時裝店，不論是青春少艾還是上了年紀的搔首弄姿的婦女同樣乖乖地排著隊，我很奇怪為何這店子的顧客年齡層分佈那麼廣泛。

無意地我瞥見左上方的報紙攤檔旁有穿著西服的男人在列著隊，他們從口袋掏出銀包預備付錢；右下方的日式餐館外人龍一直維持著驚人的排隊食客數量；中間果汁小食店的前面又是一列長長的人龍，我把半個身子伸出窗外觀望，原來他們正輪侯演唱會門券。

漸漸地，整個旺盛區內已經沒有「人群」，而變成一列又一列整齊而蜿蜒曲折的人龍。人龍分別從不同的店子裏伸延出來，充塞所有街道，到了街道都沒有任何空餘的位置讓人走路的時候，人們便理所當然地踏在站立於地上的人的頭顱上，他們木無表情。被踐踏的人也沒有各向踐踏者提出任何投訴。全個旺盛區依然旺盛嘈雜，但只有商場的聲音，交通燈的聲音，而沒有人所發出的聲音。

人們腳踏著頭顱，到了擠滿的時候，又有另一群人踏在頭顱上的頭顱，他們就這樣一層疊一層，沒有呼叫，沒有怨言。沉默不語，眼神卻流露著希冀，滿心期待著早日輪到果汁小食、潮流衣服、報紙雜誌、餐館座位，和演唱會門券。

所有店舖都充滿了人，他們一層疊著一層，一層疊著一層，他們疊到我的窗子來了，我連忙把窗關上。我走出房子跑上天台，人們堆疊至天台的高度，便停止了。

人們走進天台，一穿著小背心和熱褲的少女「堆疊者」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她對我說：「沒有了，我們無從選擇了，我們只得透過排隊，去換取我們心愛的物件。我們所愛的東西、想得到的東西太多了，而城市太擠迫。你看，地面還容得下人嗎？我們無從選擇，城市的人，都進退失據。」

這是個如此不堪的城市。人們表面上守秩序守規則，其實都只不過在追求他們想要的物件。那麼物件又有何意義？因十多年前回歸而變得愈發多人移民到此的擠迫的這城市，這個前殖民地，真是再沒有出路嗎？真是要迫得人踏著人，腳踏著頭顱，偉大的頭顱，來成全自我的人生嗎，得到自己追求的東西嗎？

未幾，上層的人們因為下層的人遲遲未有動態而躁動不安，他們開始打起來，四周恢復吵鬧面貌。於是人們因為下層人頭顱的移動而開始像圍牆般倒下。少女和婦人互相拉扯頭髮，西裝男士的領呔被索緊，他們不能呼吸。地面的果汁、小食、光碟、門券一一被拋到天上，讓人們去搶奪。天空有芒果汁鮮黃的顏色，也有咖哩魚蛋的味道。我站在天台，不知所措。

我們的城市，真是非常繁華。

── 刊《第三十六屆青年文學獎文集》

浮沉

其實道理一向都很顯淺。

如果你沒能放鬆自己，你就會一直沉下去。（而浮上水面那一刻是多麼舒暢，幾乎所有窘迫都一散而盡，如果事情都有這樣簡單，就好。）

去游泳是因為，我重讀了王貽興的《無城有愛》，裏面的《載浮載沉》跟我現在面臨的經驗，很相像。「彷彿做甚麼都沒有用」。是的我會天真到為了一篇寫游泳的小說而去游泳。而如果還有些甚麼原因的話，那便是我覺得我有需要做點運動，嘗試做其他事去分散我的困擾。那是沒來由、也沒法好好說明的辛苦感覺，有時說了比不說好像更糟，於是我便有了一個想法：也許沉默下來，才是紓解的開始。

游泳不獨是游泳。跳進泳池之前的更衣過程，還有游泳之後的沐浴程序，我都故意放慢去做，這是為了要有「好好照料自己的身體」的感覺（在之前的一段情況很壞的時間裏面，我常常有傷害自己身體的念頭，旁人聽了，通常都掩飾著他／她的驚懼，含糊應付我繼而轉向另外的話題，其實我討厭這樣）。在泳池的更衣室裏，各人忙著做自己的事，換泳衣、把物品鎖好在儲物格內、吹頭、捧著旅行裝沐浴露洗髮露來來回回...，我也自顧自的打開行裝，但同時，窺探旁人的舉動。

那些瀟灑自如的女子總教人神往。她們毫無顧忌地在長形木椅子上脫下身上的衣服，赤裸的女體，分別只在於瘦還是肥。對我來說女體的分別，只在於肚子上有沒有疤痕，我不覺得我的疤痕很難看，但有次我去買內衣，試身的時候忘了把它遮住，的確是嚇了女店員一跳。自此我知道，即使有些東西我已經安然地接受了，對旁人而言，它依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我沒有覺得不快，只是想起，這其實也是旁人難以穿透的寂寞之一部分。

換上泳衣、將大把大把的頭髮塞進細小的泳帽、提著泳鏡和耳塞，其餘一切都放進黑色彷皮背囊（上面掛著某次跟維尼胡一起扭蛋扭中的妙妙貓匙扣），再放入儲物格。我穿的泳衣從來都是一件頭，最近身穿的是數日前在Piago百貨店特賣場買來的廉價泳衣，深啡色底色，中間有碎花的圖案，泳帽也是碎花，鮮橙色的，我故意選圖案較為誇張繽紛的，因為泳術不精，若是遇溺，大概救生員不會看不到我。當然這是幼稚的想法。

經過一道水簾便是泳池了，扶著鐵造的手架，一步步踩進水裏，池水通常很冷，起初我總是冷得無法動彈，要潛在水裏習慣一下，才開始游泳。我呼吸不知怎地總是很急促，沒能游完一整個直池，必須游一會兒又扶著池邊休息一會兒，而且公眾泳池人很多，要一邊游一邊避開其他泳客。在休息的時間裏，有時會見到溫馨的場面，四五歲的外籍小女孩，體型細小樣貌可愛，伏在她父親的背上，但原來她又是懂得游泳的（在主池游泳的小孩，泳術比成年人還要好），她父親揹著她一起潛進池中，不一會兒又浮上水面，就這樣潛著浮著，每當浮上來的時候小女孩就格格地笑，很開懷很沒顧慮的樣子；又有一個父親，架著眼鏡，身型很好，一副中產模樣，站在池邊嚴厲地教兒子游泳，即使到了池裏，他都從不潛在水裏，只顧著教兒子怎樣踢腳、怎樣把水划開。他兒子約莫五六歲，一味專心聽父親教導，沒敢違抗。

是爺爺教我游泳的。我升中一那年的暑假，人依然是愉悅的，那時跟弟弟住在爺爺家，一到中午便起程去樂富摩士公園游泳池（那是爺爺慣常去游泳的地方），祖母也來陪伴，游泳過後，我們便去附近的酒樓吃下午茶。所以當時我曬黑了，也胖了不少，但在那個時候我是簡單的，不會顧慮自己的膚色是黑是白，也不會在意身穿的衣服是祖母從街邊的攤檔買回來的、一百元三件的質料。樂富其實是我讀中學的地方，但這麼多年來最快樂的，只有升中一之前的這段游泳時光。姑勿論中學生活過得怎樣，如今我看見被領匯集團改造的樂富商場，只覺心傷無比。

弟弟的泳術是比我好的，爺爺說那是因為他懂得完全放鬆自己的身體。我總是很大力地游，生怕稍一放鬆便會跌進水底，永遠浮不上來。但我其實知道游泳不是這樣的。我也不應該是這樣的。愈捉得緊愈怕失去，好像愈會碰壁似的。其實我是知道的，我甚麼也知道，甚麼老套的道理都相信，我猜，讓我逐步墮進低處的原因可能只是因為我總是不甘心，總是以為多做一步、多用點力，事情也許就可以改變。但在一些情況來說（例如是，人的關係），彷彿愈在乎就愈虛無縹緲，我只得獨個兒呆在原地聽候發落，一面擔心這一輩子都沒法浮上水面，讓自己身處一個可以過得輕鬆無壓的地方。

潛在水裏面的時候，我就是在想這些東西。

然後離開泳池，帶著重重的身軀步向淋浴間洗澡，熱水讓身體安定下來。我細緻地把洗髮露和護髮素均勻地塗在頭髮上，按摩、沖水、吹乾。換好新的衣服，身上滿是泳池的氯氣味道，我不抗拒這種氣味，反而覺得身心也清爽了一些。穿上以前不常穿的球鞋，揹起行裝，朝出口走去。

我好像是到現在才突然明白過來，也許焦慮不過是由於多方面的失落，或曰缺失。雖然對於沒來由的恐懼感，我仍然是覺得擔心的，但似乎要令自己減退焦慮，也不全是沒方法。看來我還是比較安於自己去治療自己，有些事的確只有改變自己根深蒂固的想法，才可以解決得到。教我感到害怕的，其實是所有強迫我磨滅個性、得接受一套完全理性、走每一步都要思前想後想夠很多個角度的思維模式，因為沒法止住的思考其實是我的徵狀之一，我只渴望我能繼續天然地、赤裸裸地感受一切，莫論哀樂。

至少，我仍然是自覺的。

焦慮

那種感覺我其實從未經驗過。一直以來，我只是持續地覺得自己不開心，但不開心的原因，無法述說。又或者反過來說，我總是無法真正「開心」起來、我開心得很不徹底，而且覺得，快樂必得透過對「悲哀」的某種程度上的「跨越」來獲得。

到了現在，我才確切感受到原來要赤裸地分享自己身體曾經／往後不知道還會不會再經歷的一些所謂「異常」，需要一定的勇氣。

在那段短短的期間裏，最常有的感覺，是恐懼和後悔。最近我獲悉、領悟到一個真相，那教我不寒而慄，不因為事而因為人，一個曾經與我十分貼近、我卻從來無從了解的人。由此我開始陷入一種深沉的懊悔之中，因為很久以來，自欺欺人的是我自己，我明知不會在這個人身上獲得對等甚至只是基本的愛、我比任何人都要明白她的本性，但我還是一頭栽了進去。

許多年。甚至彷若愛情。

然後，毫無朕兆地我決定不再欺瞞自己，我希望過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我有個性，但我也有脆弱的、一攻即破的地方，而這個人彷彿是我的死穴一樣。我明白在那些年月裏，一切其實基於我個人的選擇，我選擇黏附著她、我選擇把她的眼光心思都移植到自己的心上、我選擇接受她對我的所有責備和厭棄...，我竟然曾經那麼安然地，在如此情況之下過著活。至於那個真相，就像是導火線那般讓我覺得「確實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了」，大抵是這種心理上劇烈的渴望轉變，致使我出現了那堆感覺，或曰「徵狀」。

先是後悔，後來是逐漸擔憂起來。我幻想出外會有人監視，因為憑藉一些我所知道的客觀事實，被監視不是不可能的。雖然朋友一再告訴我：不會的，怎麼會有人監視妳呢？是妳自己想太多了。我知道，我甚麼都知道 ── 最大的問題是：我一面清楚事情不如自己想像中嚴重，這甚至只是雞毛蒜皮的事，不值掛慮，但我竟然一面嚴重地擔憂害怕起來；我難以入睡、全身冒著冷汗，倘若入睡，便做著各種異樣的夢。失眠還是其次，我感覺到有些甚麼不斷在催迫自己，好趕好趕，趕到呼吸困難，但又非常理性地知道自己其實無事要趕...；我作不了任何決定，在購物後返回購物的地方一再驗證自己沒有買錯東西，哪怕只是一條價值四十元的裙子，我要確認自己沒有做錯決定，並且將不會後悔。

而我在每天與人接觸的生活裏，極為敏感。當我述說憂患，人們就像聽見了無聊的笑話一樣不置可否，我沒法分辨他們是因為覺得我的事不重要，還是覺得關心一個人，無需用言語表達。有些書寫我希望別人認真看待，卻又發現其實每一個書寫的人（又或者，不過是我所接觸認識的書寫的人）都一樣，不想面對別個書寫的人的威脅，基於那本來就非常狹窄的書寫圈。而一些「讀者」更甚，有空就讀沒空就不讀，卻在妳面前說「寫得幾好吖」，非常灑脫。

我的心是慌亂的，沒法安穩下來，卻總想安穩下來。如果你問我「為甚麼」會這樣，我真的只能答你：我不知道。

我把此種事情僅僅告訴我的兩位朋友。他們其中一人勸我致電某些醫院的電話，試試查詢，但我著實不想就這些情形而涉足醫療的網裏面，那是一條不歸之路，根據我讀過的書。後來我致電給修讀過相關學科的朋友，她向我解釋，有時雖然妳口裏心裏都跟自己說「沒事的」，但大腦其實還未接收到這堆訊息，所以才會出現那些徵狀。她說，現在妳最重要的是令自己的生活充實一些，甚麼都不要再想。

但我是無法不「想」的，我脫離不到思考的過程，而且一直思考到過度的地步。我不斷細想，出現這樣的狀況，絕不會只是因為一件事。我想起那些總會令我失落的理由：無法出版讓人熟知以「確認」書寫者甚至所謂「作家」的身份、擔心寫下的東西要不被抄襲要不就不被重視、母親沒來由的責備、在暑假裏「一定」要找到工作的壓力、先天和長期病患的本質問題...。我突然又想，失落是因為先天性格問題，還是後天遭遇問題？如此想來想去，還是沒能得到定論（我妄想在找到一個「定論」之後，我從此便能夠安定下來）。

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好焦慮。我沒有想要自殺的念頭，但覺得自己好像被迫到盡處，壓根兒沒法前進。

我唯望可以透過閱讀、書寫，「釋放」那一點點沒來由就存在於我心志裏面的，莫名的東西。

關於慈悲、堅持和愛 ── 訪范上達教授

作為肝臟移植專家，范上達教授地位超然，如果要用他在醫學界上取得的成就來定義他的超然，我們可以看看那一大堆銜頭：先別理會他擁有多少個博士學位、又是多少間外科學院的院士、做過多少突破性的研究、寫的醫學文獻如何備受國際引用、得過多少重大獎項、曾經是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又是世界級肝科權威…，光是他「換肝之父」的美譽，已教人目眩。

重點是：他對以上這一大堆驚人成就，根本不為所動。

是故這次的訪問，要說的並不是像坊間對他的報導那樣突顯他的成就，范教授為人樸實低調，對他而言，其實沒甚麼需要被「突顯」。但在今次短短一小時的訪問過程之中，我從他言行的細微之處，看得見他的偉大。

前言：「好人」傳聞

對於范教授肯答應接受我的訪問，其實我很意外。只因我不過是個大學生，我沒有挾著任何傳媒的名義，也沒有熟練的採訪經驗。范教授決定受訪，大概也是基於我們的緣份：廿一年前，我是范教授的病人。一九九一年一月，剛出生的我被證實患上先天性膽管閉塞，但當時，沒有人知道我其實需要換肝。直至同年十月，范教授在瑪麗醫院成功進行全港第一宗成人肝臟移植手術，聲名大噪。我被轉介給他，他提議我籌款到澳洲換肝（因為當時香港未有成人捐肝給小童的手術），於是我得以到達澳洲，接受父親捐給我的肝臟，並好好地活了下來。當時范教授亦有隨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直以來，作為病人的我從家人、不少醫生護士口中和傳媒報導之中也聽過，范教授很「好人」。而關於他「好人」的描述，多數是由於他為人儉樸，身為教授卻沒有住大屋揸靚車；他謙卑，得到耀眼的成就卻從不自大張狂；他對病人很好，臨做手術之前，他握緊病人的手為他們祈禱，為病人施手術過後又孤身一人在夜裏巡房、貼切跟進病人的狀況…。如此全情投入自己的工作而不帶半分疲憊，對很多醫生來說，也許已經很難做到。

而他願意接受我這個病人的訪問，此事本身已經可以見證到他的包容，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是主流媒體說要訪問他，他是會拒絕的。「唔好報導我咁多啦，已經好夠架喇，哈哈」，在訪問當日，范教授一開始就笑著這樣說。

徹底低調

我問范教授，當初為甚麼想做醫生？「我以前家境不是特別好，讀醫科是想有份安穩的工作，不用憂柴憂米」，原來范教授選擇做醫生是出於一個現實的考慮，這個答案，跟我在他的報導上所看到的有點不一樣，范教授即時補充：「我做醫生的理由真係唔係咁偉大架咋，哈哈」。

范教授笑得很羞澀，他似乎不是一個喜歡和習慣把說話舖陳得很動聽的人，這也反映了他實事求是、不花巧的性格本質。問他覺得一個醫生應有的形象是甚麼，他爽快地說：「呀，我都冇諗過呢樣野」，可見他是實幹型。「我的方法是先要盡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啦，其實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有時都幾難去應付咁多記者，很多記者霎時間打電話來問問題，有時我都未必識答，對一些事如果完全不知情，答了都幾危險吓…」，范教授喜歡低調，做自己該做的事，「始終做研究要用很多工夫和時間， 而且要很專注，都沒有多餘時間去應付外來的事了」。

以范教授的地位，其實他是可以做很多醫生以外的事的，但他沒有。他從來都沒有宣傳自己，又不以自己的成就為傲， 「我得到那個獎的時候，都唔覺得係咩嚟嘅啫，我事前都冇同人講」。「那個獎」，指的是「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獲獎的原因是范教授帶領他的團隊成功進行「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手術，這項手術，是全球首例，也是移植史上的重大突破。但對范教授而言只屬「冇乜野啫」，這句「冇乜野」，說來沒有刻意、沒有造作，也沒有那種扮成滿不在乎的樣子，對獎項有這樣的取態，其實源於一顆謙卑和不斷求進的心。

「我估唔使講咁多野掛，哈哈哈。太高調冇乜意思，有時你講的都不是你做的，講了出來卻做不到，這樣就無謂了」，的確，關於范教授的資料和軼聞，在網上實在很難找得到，而他的專訪，來來去去都只得那麼一、兩個。

想開創先河，要「唔怕俾人罵」

但「換肝之父」其實絕非過譽。一個人能夠被稱為某個界別「之父」，其實已經有在「創造」這個層面上非常有貢獻的偉大意思，不管范教授對這個美譽看得有多淡然，他始終是創下了很多奇蹟。觀乎香港肝臟移植的歷史：在一九九一年之前，香港還未有「換肝」這回事；九一年十月范教授進行了全港首宗肝臟移植手術；九六年，范教授開創以右肝葉作移植的先河，這就是剛才提及過的「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手術了。

「其實想到用右半肝作移植，都是慢慢演變出來的，當時左半肝移植的方法幫不到太多人，所以想到，不如試試右肝移植吧」。人體的肝臟，左面比右面細小，在肝臟移植的歷史裏面，醫生只會取左半肝作移植，因為左肝移植風險較低。但在香港，需要換肝的多是男病人，屍肝的數目又不多，故此捐肝者多半是男病人的伴侶 ── 體型小的人如果要捐肝給體型大的病人，用左半肝，實在不夠。

當然相對來說，要移植體積較大的右半肝，難度會高出很多倍。范教授說：「當時很多外科醫生都覺得不應該做這項手術，認為做不到、很危險，但我們切肝的基本技術其實不錯，都有一定信心，相信成功機會是高的。而且這個手術真是有好處，可以令病人好好生存下去。」

但即使抱有信心，想施行新技術依然會受到一些阻力。范教授當初提出嘗試以右半肝進行肝臟移植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覺得沒可能，但他選擇堅持下去。「在大學或者醫院工作的同事，大部份都想幫人，不過很多人覺得用書本上或者文獻上的方法就最安全了，其實這樣始終幫不到每個病人。技術一定要有進步，原地踏步基本上是沒意思的」，范教授就是希望嘗試實踐自己想出來的新方法，「試新方法要很小心，要有很多計劃，而且要考慮很多不同因素。就好像走綱線一樣，心驚膽跳、步步為營，如果出事了，很多人可以攻擊你，因為你不是按本子和傳統方法去做事。所以想試新技術，都要唔怕俾人罵至得，哈哈。」

如此看來，范教授自有他的批判和反叛精神，「在大學工作的醫生其實都有新的思維，只是有些人不敢把它實踐，怕做出來不妥就會被指責，所以不敢做新嘗試。」像范教授那般成功的人，果然是有勇氣和冒險精神，「有時一些技術真是可以做得到的，咪博一博囉，最後可以應用在病人身上，過程辛苦都沒有所謂。做醫生都係為病人啫，唔係真係為出名。」

終於右肝移植這項新技術成功了。范教授用堅持、執著和不斷嘗試的毅力告訴我們：It is possible！

最重要的還是病人

成功研究出右肝移植手術，范教授固然很高興，但這種喜悅的來源，非因發明新技術帶給他的榮耀，而是因為病人。「做得到這項手術很開心，可以幫到很多人，病人又感激，見到病人好，就會有動力繼續做下去，而且做得更好」，范教授談起病人的時候，臉上是泛著微笑的，「哈哈，病人的feedback是推動力吧，你看到他們給你的體會和感受，見到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都很開心，因為病醫好了。其實做醫生，都是想這樣而已。」

教授言談至此，我已經暗自感動起來了。他這一席話足夠讓我們明白，為甚麼名利於他如浮雲，「病人的感激，其實令我覺得我做的事很有價值。做研究的推動力始終在病人身上，而不是追求獎項和名利，那些都是by-product罷了。」名利只是副產品，這個觀念大概沒能放進多少人的腦海裏。

「如果你同情病人，就會想方法幫他們解決問題。但如果你覺得既然大家知道的所有方法都幫不到就不去幫，覺得可以算數的話，就可能永遠停在那個地步了。」對病人的愛，其實是范教授成功的關鍵，沒有憐憫，就沒有想進步的渴望，就沒有實實在在去做研究的動力了。范教授笑說：「所以我多年來都是在前線工作，雖然沒可能替所有病人診症，但一直以來都對著病人，哈哈。要透過跟病人談天，多些溝通，才體會到他們的感受。」「有時病人很絕望，希望你幫他，如果我們想到一些方法是可能做到的，就試一試囉，幫到就幫，至少給他們一線希望和機會。」

范教授很注重病人的體會和感受，這正是他與別不同之處，也是一般醫生較難顧及到的地方。「其實醫生的態度最重要，病人來找你，自然會有期望，你怎樣對待他們，會影響他們對你的信心」，范教授的體貼，居然細微到設身處地的地步。他認為醫生要有一種caring attitude，要有想幫病人的心，繼而想出幫到他們的治療方案。

現在的社會，醫療糾紛愈來愈多，范教授認為很多時都是因為醫生的態度，「有些醫生覺得自己高高在上，是病人來找他而不是他去找病人，又沒有把病情詳盡解釋，有時甚至不肯解釋，引起很多誤會。」這個情況，在公立醫院更甚。在政府醫院，病人沒有自己固定的醫生，醫生本身也沒有自己的病人，兩者不是處於一種長期的互信關係，對此范教授也覺可惜：「有些醫生會覺得，你只不過是這間醫院的其中一個病人，又不是我的private patient，我不需要去煩，也不一定要用很多時間去關心你。」他指出，這樣會導致醫生和病人的距離愈來愈遠。

作為「高高在上」的換肝之父，范教授依然可以覺得一些醫生高高在上，憑此點我們已經可以知道，他的謙卑到底達到了哪種程度。而根據我的覆診經驗，我問范教授：會不會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溝通有盲點呢？醫生的出身，跟病人始終有些分別，要他們明白病人，未必人人做到。「其實，係睇佢地有冇心嘅啫，好多時口講冇用，要用個心」，范教授一語道破醫患矛盾的真相。

也不是沒有挫折

范教授的醫學之路彷彿平步青雲，全因他對醫學投注100%熱情，心無旁騖。「但我不是完全臨危不亂的，我間中也會出事，哈哈，不過最重要是從失敗中學習，下次便懂得處理突發事。」范教授笑著說：「挫折？梗係有啦，醫不好病人，就是挫折了。」對於他此種極有承擔的心，我禁不住說：「教授，有時醫不好一個病人，其實未必關您事架喎。」

「咁又係。例如有些腫瘤很『惡』，又或者有些病人一來到情況已經好差了，我都幫不到他們。有時手術後病人有併發症，我都會有挫敗感」，范教授想了一想，又說：「唔…，其實唔多唔少都關我事，不過都要學習面對，下次做得更好啦。冇人係perfect架嘛，始終有好多遺憾事…。」有多少個醫生，會把治不好病人的責任歸咎於自己？

范教授自1976年醫科畢業之後，便一直瑪麗醫院工作。問他在瑪麗開不開心，他說：「都算係開心，不過瑪麗仍然有很多無辦法在短時間內解決的缺點，例如手術室不足夠、醫護人員也不足夠，以致很多病人要排隊排很久，這個問題至今都沒有被解決。」他說，其實手術室的運用可以更好，一切都是制度的問題，亦是編制上、思維上和工作態度上的問題。

對於由他「一手湊大」的肝膽胰外科部門，他表示滿意。「唔…，都唔錯，我們創造了不少奇蹟和新的手術方式，算是世界知名吧」，說罷，臉頰泛紅。

我再問他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自從年前在養和醫院工作之後，覺得和在瑪麗工作有甚麼分別？「養和的效率很高，可能因為病人少些，在養和做的手術比以前更多，其實每次手術都是一次獨特的經驗，手術做多了，我的領會和思考都比以前多了」，他暗暗笑著，說：「我再將呢啲經驗帶返嚟瑪麗，同我啲staff分享，講俾佢地知點可以做得好啲，哈哈哈哈。」

成了一間著名私家醫院的頂級醫生，范教授的著眼點竟然都不是金錢，而是手術經驗，而且像做「臥底」一樣，把在私家醫院體會到的經驗，分享到公立醫院那邊去。這樣的醫生，懷著的不是「仁心」，還會是甚麼？

後記

我問范教授除了行醫以外有甚麼興趣，他說平日很忙，很少看電影，就算看電視都只是看新聞，「我夜晚訓覺前會『立』吓本National Geographic，叫做睇吓囉，都訂咗好多年喇」。他說最喜歡的還是行山，「行山的時候，甚麼都放開了，有些事行行吓山會突然諗得到，有新的思維。人身處大自然之中，自然會開心啲。我參加毅行者，好處是訓練意志力，可以應用在手術上」，日常的興趣，亦是與醫學有關，「我行咗九年毅行者喇，都唔知仲可以行多幾多年，始終我年紀大了…」。聽到他這樣說，我不無感慨。

我再問他，多年以來有沒有些甚麼座右銘？他也是大笑著說：「哈哈，我冇乜點諗呢啲野架喎。」范教授似乎很少會想多餘的問題，因為很多事，他都切切實實做了出來，無需用言語多說。

後來范教授想了一想，便說：「中學畢業的時候寫紀念冊給同學，我寫了句『自強不息』，到今日都是這樣想。冇乜人幫到自己，係自己先幫到自己，哈哈哈哈。」

後後記：一件趣事

在訪問結束之前，我把年前在玩具店扭中的一個肝臟模型扭蛋送了給范教授，他甚為喜歡這個精緻的模型，一拿起它就幾乎沒放下過了。沒料到他問我：「甚麼是扭蛋？」於是我花了一些時間，向他解釋扭蛋是甚麼 ── 我突然發現范教授對於娛樂的認識，就等於一般人對醫學的認識一樣：缺乏深入的認知。哈哈。

但這個就是他了，一個無論對醫學、對病人都保持最純粹的赤子之心，一個執著認真，又非常可愛可親的他。

參考資料：

1.  范教授個人簡介：
     http://www.ldlt.hk/en-US/abouttheauthor.htm

2. 「港大肝移植技術獲國家一等獎」：http://archive.news.gov.hk/isd/ebulletin/tc/category/healthandcommunity/060105/features/html/060105tc05009.htm

3. 「范上達的纖纖十指」：

http://hpl.xanga.com/541212975/item/

4. 「一命換一命的肝臟移植 ── 范上達悲嘆：病人太多，捐肝太少」：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1/29/SY0701290001.htm

5. 「他為全球肝病人帶來曙光」：
     http://www.facebook.com/notes/%E8%8C%83%E4%B8%8A%E9%81%94%E6%95%99%E6%8E%88-professor-sheung-tat-fan/%E4%BB%96%E7%82%BA%E5%85%A8%E7%90%83%E8%82%9D%E7%97%85%E4%BA%BA%E5%B8%B6%E4%BE%86%E6%9B%99%E5%85%89/129713017131361

6.  香港大學外科學系肝膽胰外科網頁：

http://www.surgery.hku.hk/hbp.php

7.  范教授《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全書內容：http://www.ldlt.hk/index.htm 
8. 范教授Facebook專頁：http://www.facebook.com/#!/pages/%E8%8C%83%E4%B8%8A%E9%81%94%E6%95%99%E6%8E%88-Professor-Sheung-Tat-Fan/129388940497102

永遠站在病人那一邊 ── 訪鍾浩然醫生

跟鍾醫生在急症室認識，當時，我是他的病人。

現在，我們已經成了朋友。作為長期病患者，我從未感覺到自己能夠真正跟自己的醫生成為朋友 ── 直至那次去急症室求診，遇上了鍾醫生。診症期間，除了對病情的專業判斷之外，他還問起我日常的興趣，大概因為我們都是愛寫作的人（鍾醫生是專欄作家），所以談得特別投契，當天他好像比我說得還要起勁投入，我知道他不多不少是為了令我不要太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那時我便覺得，他跟其他醫生很不一樣，至少，他比很多醫生有心。

心之練造

也許要從社會上大部份人都很重視的 ──「背景」── 說起。

鍾浩然，內地出生，十歲來港，中學就讀於大角咀銘基書院，當時的他仍然住在板間房。一九九六年港大醫科畢業，如今是瑪麗醫院急症室副顧問醫生，同時是香港大學醫學院榮譽臨床助理教授。

「點解想做醫生？我想救人囉。」七、八歲的時候，還未來港的鍾醫生去過一個葬禮，眼見人人都哭得傷心，他第一次萌生「不想有人死」的念頭。這個被他形容為「幼稚」的念頭，在他腦中卻一直暗自滋長。今時今日他成為一個急症科醫生，和兒時心願可謂非常貼近：救情況危急的病人，讓人跟死亡的距離拉遠。這樣的出發點，純粹到不得了。

在香港，「做醫生」是一種成就和榮耀，不少醫生出身優厚，讀名校、出自醫生名人世家、身懷各種興趣技能…，此等背景非常普遍，所以，鍾醫生算是異數。他不諱言，銘基書院是草根學校，收的多數是家境貧窮的內地學生。「有次我聽到一個電台節目訪問鮮魚行學校的梁校長，其實他是我中學的師兄，他說自己本身在政府學校做校長，高薪厚職，但他自願選擇在鮮魚行教，是因為可以幫到很多如果不施以援手就解決不到教育問題的人。當時我覺得好震撼，校長說的完全是我所想的。哈哈，不愧是銘基人，我們就是這樣思考的。」鍾醫生說得非常雀躍，這我就知道，他一點也沒有為自己的草根背景感到羞恥過，反而滿懷感激。

「我想起《舒特拉的名單》裏有一句說話：『救人一命，如救蒼生』，這句話一直放在我腦海裏，我覺得，做醫生就是要這樣。我做了醫生這麼多年，對這句話真是很有感覺。作為醫生，除了救一個病人之外，其實還救了病人附近的所有人，父母、兄弟姊妹、朋友。一個人死了，身邊的人其實好慘，連鎖反應好大。就算是延醫或者令病人不舒服、無法正常生活，其實都破壞了病人的家庭以致所有人的生活。所以醫生是偉大高尚的，不因為金錢和社會地位，而是我知道我救到人，改變到世界。」 ── 有多少個醫生，會這樣想？

在雞蛋和高牆之間

曾經在全港醫護人員愛心頒獎禮上獲得「最具感染力獎」的鍾醫生，一直以來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在急症室工作多年，教他最難忍受的絕對不是病人，而是龐大的醫療機構。他試過為了維護病人的利益而跟同事產生爭執，對方的反應卻冷淡得難以想像，只輕輕的回應：「關你咩事？」。「醫管局很龐大，如果有事發生了，病人總是得不到公正客觀的裁決，權益得不到保障，除非件事明顯錯到冇得抵賴囉。」鍾醫生皺起眉頭，開始激動起來。

「記得當時我跟同事說：對我而言，病人永遠是雞蛋，醫管局卻是高牆。雖然我是醫管局的人，但我不會站在高牆那邊。在雞蛋和高牆之間，我永遠會選擇雞蛋，而你，是高牆的一份子。」「高牆雞蛋論」，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年前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的演辭之中，一個曯目而有力的比喻。當然，鍾醫生的那位同事就算聽得明白，也未必聽得入心。

作為病人，「高牆式」的醫生我見過，也深知投訴無用，某程度上更是蠢事，只因在龐大的制度（龐大的人數，而當每一個人都相信並依從制度）之下，病人根本沒可能挑戰到一個機構。「病人和醫管局之間的權力分差太大，病人沒有金錢和權力去改變醫管局的決定。但總要有人幫他們，而我就是選擇幫他們的人。」鍾醫生誠言，醫管局經常強調的「以人為本」，當然只是漂亮的說法，事實上不是人人做得到。

對他而言，好的醫患關係是以病人為中心，並且把病人當成朋友介紹來的朋友。「當所有病人都是朋友介紹給我的朋友，我一定不會對他不好，一來不想影響朋友，二來不會影響自己，雖然大家不是很熟悉，但因為有微妙的朋友關係，我點都會對佢好啲。」鍾醫生承認，他不會高尚到把病人當成家人般去看待，但他很著重病人的感受，甚至代入病人的角度，想想病人想得到怎樣的幫忙。

「我會問他們：你想我怎樣幫你？其實在急症室，幫人好簡單，有病就去醫治、開藥就是了，但這樣只是完成了責任，未必真正解決到病人的問題，他們可能有其他問題，譬如說跟家人關係不好、沒人照顧，知道這些，我便嘗試用我認識的方法去幫他們。」在醫管局這塊高牆浸淫多年，難得的是鍾醫生從來未忘本性，心裏一直銘記自己當初為甚麼選擇做醫生。一切，都發自內心。

一些事，明明在發生

有一次經歷，令鍾醫生很難忘。去年佛誕，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北歐女子來求診，她剛生了兒子，因為長期餵母乳導致乳腺發炎，要立即做手術。但女病人的丈夫翌日便要離開香港，兒子又仍然要依靠母乳，外科病房又不容許她跟兒子一同入院，手術又一定要做…。在重重難題之下，鍾醫生嘗試找方法幫她：把女病人收入婦科病房，再找外科醫生診治，希望可以行使酌情權。

鍾醫生隨即收到婦科醫生的電話，說這樣不合規矩，因為女病人是外科病人，「唔關婦科事」；他再致電投訴部門尋求協助，對方斬釘截鐵：「呢啲唔係我地醫管局嘅責任，係病人嘅責任，叫佢搞掂先好入院啦」，更想出要女病人立即聘請外傭（而當日明明是紅色假期）此等荒謬的「建議」；鍾醫生再提出把女病人的兒子收入兒科，但對方又指孩子沒病，不得入院。

鍾醫生被迫把女病人收入外科病房，他跟女病人說，希望即日給她做手術，盡快讓她在丈夫離港之前回家。但未幾又面臨連串問題：外科醫生不肯立即做手術，因為「按程序」要替病人照超聲波，確認她是否真的乳腺發炎（又明明，已經在急症室診斷過了），而放射科醫生因為當日是假期，不肯為她照超聲波，認為她的情況「不算危急」。

結果，女病人簽下自願離院書，走了。

以上事例，我們可以知道，為了避免「出錯」和承擔責任，一些人會完全服從虛無的制度和指引，而忽略活生生的、「以人為本」的，「人」。

「在醫院，大部份人都說guideline，對病人，他們可以說出『唔關我事』這樣的說話，你可以了解他們是用甚麼思維方式。最大的問題是：為甚麼醫院沒有想過一些方法去處理這類問題？眼下分明是發生著一件事，為甚麼可以視而不見？我真是接受不到『唔關醫院事』這類說法。」

夕陽部門

眼前的鍾醫生滿腔熱誠，如果新一代的醫生有一半像他，實是病人之福。可惜的是，愈來愈少人會選擇成為急症科醫生。「急症科切切實實是一個專科，專在要懂得處理危急病情，例如中毒這些情況。其實急救程序是很複雜的，不是每個醫生都懂得急救。急症科醫生所認識的層面要很廣泛，學的東西很多，也很辛苦，加上現在醫管局人手又不夠，所以新一代的醫學生都不會選擇急症科。」

再者，急症科可以說是沒有私營市場的，賺錢不多，自然不受歡迎。鍾醫生感嘆現在世代不同，急症科醫生的真正意義畢竟是依附在大醫院，不會賺到大錢，所以迎合不到現在的人想做醫生的那種「工作他條、有社會地位、有錢」的誘因。既然在急症室賺不到錢，新人也甚少加入接受訓練，但上一輩老了也要退休，如此下來，這科的從業員少，病人卻只會愈來愈多，工作也會愈來愈辛苦。「這樣根本是一個惡性循環，」鍾醫生不無氣餒，「除非政府或者醫管局意識到急症科醫生是寶貴資源，用特別待遇去吸引人才囉，哈哈」。我也笑了，深知要得到高牆那邊的體諒，簡直難過登天。

急症室的工作那麼辛苦，鍾醫生有想過離開嗎？「對我來說，其實無論怎樣，我都是不會走的。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很有意義，又是我當年的願望，有心做就不會算著做了多少、做得多辛苦。」對於這個答案，我一點也不覺意外。

後記

訪問至此，我已經沒有打算去問鍾醫生「對未來有甚麼展望」這種沒意義的問題了，聽他分享的經歷，怎能不覺氣餒？我唯有問他：「平時會做些甚麼去舒緩壓力？」「我有大量的興趣，哈哈。我很喜歡閱讀，文史哲、音樂、軍事，甚麼都讀，又喜歡寫作，甚麼都寫。還有潛水滑雪行山旅行攝影，我在這些活動學到很多，可以應用在平日的工作裏！」鍾醫生的偶像，是福爾摩斯，「我覺得診症就像查案一樣，病人提供病情的資料，我憑藉所學的知識，找出病因，幫助他們。」我好奇再問：「工作那麼忙，太太有沒有抱怨？」「其實夫妻相處之道，都係在乎包容嘅啫。我知好老套，不過係真嘅，哈哈。」

鍾醫生是一個非常活潑健談的人，說起嚴肅話題的時候卻格外認真，這種形象，跟我當日在急症室見到的那個風趣的他，有點不一樣。「有心」更是他最最與別不同的地方，如果有讀過他寫的專欄，不難發現他極其熱愛自己的工作，對病人，他更彷彿從沒有麻木過。在重重醫療架構之下仍能保持熱誠和真心，對很多人來說，絕非易事。

他讓我重新想起那個植根在我心裏已久的道理：多人走的路不一定是好的，卻一定很擠迫。「我從不介意自己做跟其他人不同的事，身邊的人全部都看著股票上上落落，有些醫生上著班都會講股票，但如果我因為這樣而覺得自己都想賺這麼多錢，跟隨其他人的做法，漸漸就會徹底改變我本來的價值觀。所以有些事是不可以讓步的，一定要堅決。不是屬於我本性又影響我的東西，我會排斥。」

有些信念，的確是需要我們去捍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