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Holmes

那個「名醫訪談系列」讓我笑了，其實，哪有甚麼系列呢。

跟我「傳奇地」在瑪麗醫院急症室認識的鍾醫生將要出書了，上次訪談過後在又一城邊走邊談，他才向我提及過想出版一本叫《聽筒下的福爾摩斯》的書，四個月後的今天，他已經在為將要出版的書默默耕耘，過著一段除了診症之外就是寫稿的日子了。而我，也被某代筆工作弄得一頭煙，正是鍾醫生說的：「開始為出版社撰寫書本」（但，絕沒有「踏上作家之途」...）。世事，往往就是那麼估你唔到。

還是要再次說聲謝謝呢，謝謝鍾醫生肯做我的白老鼠，其實事到如今我也不怕直言：你的這個訪問，我自覺是寫得最好的，比我很重視的范教授那篇更好（估我唔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確達成了由「病人」這個令我心情會變得極為複雜的身份，變成簡單的「朋友」（讓我不禁莞爾的「Iris小姐」）這樣膚淺的願望。（相關訪問見 http://chowyeeting.blogspot.hk/2012/06/blog-post_4753.html ）

以下是將會出版的《急症室的福爾摩斯》節錄：

救人一命 如救蒼生

2012年4月底的星期一，我在急症室有過一段奇妙的經歷。因為在工作中常把病人視為自己的朋友看待，這樣的經歷在我的行醫生涯裡其實也並不罕見。

「你的墨水筆挺漂亮的，只是不知道你有沒有墨水？」風華正茂的姑娘甫坐下，便緊盯着我手中的筆，半調侃、半示威地說。 

我二話不說，憤筆疾書，在紙上以行書寫下李商隱的詩句「滄海月明珠有淚」，以文雅的方式回應了挑釁。酒逢知己千杯少，碰巧姑娘也是同路人，於是我不消一刻就通過了考驗，而且很快就熱切地交談起來。原來小妮子患有嚴重的先天性膽管疾病，出生不久便在本港肝臟手術權威范上達教授的協助下進行了大型的手術，往後的一生還要接受漫長的治療。她在某大學就讀中文系，曾拿過全港青年小說創作比賽的獎項，直言並不特別喜愛中文，但立志當作家。當她得知我在本地數份報刊寫過專欄文章時，難掩酸溜溜之情，眼中不經意地透露出對自己命途多舛的怨艾。她謂我能當上專欄作家只因我的醫生身份，而她則人微言輕，難獲賞識。

我不認同她的想法，於是語重心長地跟她說：「機會只會留給準備好的人。我獲得邀請，是因為多年來一直在報章上寫文章，早已具備了寫專欄的條件。當機會到來，自然可以緊緊的抓住。」我告誡她「思而不學則殆」，勉勵她用心學習，紮好穩固的根基，踏實地走好每一步，切勿怨天尤人。無論出身如何，只要努力不懈，總會有成功的一天。

數天後，她在網絡上找到我的博客，並留言「回應您的密碼，解碼是『藍田日暖玉生煙』。您是個有心人，讓人很是欣賞，衷心希望您加油，不要因為公院工作繁忙而氣餒，繼續用您漂亮的鋼筆為病人書寫病歷。」我因為這段簡短的文字而受感動，並認為是對我最佳的鼓勵。從此，我們當上了朋友。

數天後，小妮子相約我做了一個訪問。那是一個名醫訪談系列的預演。當然我並不是什麼名醫，只是她的小白鼠。在採訪中我們無所不談，抖出了一些塵封在心中數十年的往事。

還記得小時侯在作業本上作答我的志願時，我填上了醫生、科學家和飛機師三項職業。當然那是極其稚嫩的幻想，對每項職業的性質和要求全無頭緒，只是覺得每份工作的名字都是響噹噹的，聽起來很帥氣。但畢竟那是我人生首次萌生當醫生的念頭，不能完全否定它對我這一生的影響。

八歲左右，我出席了人生的第一個葬禮。看到在場所有人憂傷的臉，就在那裏我對自己說，長大後我要當個醫生，要發明一種長生不死的藥物，讓世上所有人永遠免除對死亡的哀傷。這顯然是另一個幼稚的想法，一直到我長大以後，回首前塵，才驚覺自己原來從年少時已養成胡思亂想的習慣。但這幼稚的想法從那天開始，卻在我的心田上播下了堅實的種子，真正地確立了行醫濟世的鮮明目標。經歷了十餘年風吹雨打，那顆種子慢慢的發芽，長出新枝，終於在1996年成長為杏林中一棵結出果實的樹木。我對那一天的那顆種子一直心存敬意，因為那個偶然的場合很可能和我擦身過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它卻成為了我人生的交叉點，改變了往後一輩子的走向。

我自幼家貧，直到初中的時候，一家四口仍擠在一個不足70平方呎的小房間。什麼麥當勞、海洋公園、遊戲機，全都付之闕如，甚至連想一下都不敢。小時候我的娛樂全都是不用付費的體育項目，學校的體育場成了我的流連之所。但我一點沒有為自己的出處而自卑，反而滿懷感激。貧困讓我在人生很早的階段就得以經歷世上種種的不公平和虛偽，使我明白貧苦大眾心裡的感受，給機會我接受嚴苛的磨練，及早培養出獨立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運動場上對體魄的鍛煉也把我塑造成中學裡的十佳運動員之一。我在早期的奮鬥中就明白，快樂根本不需要金錢，金錢也絕不可能買到快樂。快樂只存在於單純的心裡面，心中越多雜念，只會越快把快樂驅走。那顆種子在這種土壤中生長，吸取了我心田中的養份，也逐漸繁衍成為一棵以救人治病為快樂根源，對名利富貴不屑一顧的大樹。

醫學院畢業的那個年代，大部份的同學都以內科(Medicine)、外科(Surgery)、骨科(Orthopaedics)、急症科(Emergency medicine)等直接參與救死扶傷的專科作為首選的職業目標，以維護民康為己任，把金錢利益放在次要位置。而我當年也是把內科和急症科作為投身的目標。時移世易，受西方教育和資本主義價值的影響，當今醫學院畢業生的價值取向有了明顯的變化。以上那些專科已經不再受重視，相反出路好、收入豐厚、工作不太勞碌的眼科(Ophthalmology)、麻醉科(Anaesthesiology)、放射科(Radiology)和皮膚科(Dermatology)等並非直接參與救護行動的專科，被熱烈追捧。近年來傳媒經常報導公立醫院醫生人手短缺，受影響最嚴重的就是內科和急症科。因為工作繁重、出路狹窄、個人發展前景暗淡等原因，導致這些科目難以吸納新血加入，引發服務質素下降，受影響最深的自然是並不富裕的基層市民。

2011年9月15日驅車上班時收聽了商臺的「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竟獲得前所未有的震撼性共鳴。節目中訪問了大角咀鮮魚行小學的梁紀昌校長。他說：「如果留在政府工作，一定能升遷得更快，賺取更多的錢。但這額外的金錢對我有什麼意義呢？我在經濟上已無憂無慮，反而在這小學裡卻能發揮自己的才能。」 接着他說：「在電影《舒特拉的名單》裡有句名言，『救人一命，如救蒼生』...」
這和我的想法竟然完全吻合，也是我一直不願意離開醫管局的原因。梁校長和我雖素未謀面，卻因母校而建立起某種淵源。他是我的學長，都曾就讀過大角咀銘基書院。銘基書院是草根學校，以往錄取的多是家境清貧的學生。梁校長用我們共同的語言說出了兩代人各自的心底話，不愧是銘基人，我們就是這樣思考的。以往幾所私人醫療機構曾向我數度招手，都被我好言婉拒。也許他們永遠也不會明白，為什麼世上有如此的傻瓜會跟金錢作對，但梁紀昌校長一定能明白。

《舒特拉的名單》是我畢生最喜愛的一部電影。電影中的名言『救人一命，如救蒼生』，一直存放在我的腦海裏。我相信，當醫生就該如此。作為醫生，除了救活一個病人之外，其實同時還救活了病人身邊包括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的所有人。一個人死了，身邊的其他人都會受到各種程度的傷害，破壞了病人的家庭以至所跟他有關的人的生活，泛起的漣漪可能激發很大的連鎖反應。所以醫生的偉大和高尚，不在於財富和社會地位，而是救回一個陌生人的生命，就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我這棵樹以『救人一命，如救蒼生』的態度在杏林中生長了16個年頭，也將會以同樣的態度繼續生長下去。雖然兩袖清風，但對當年那顆種子絕無虧欠，也由於仍保存着一顆單純的心而無比快樂。

成文當日，小妮子已開始為出版社撰寫書本，踏上作家之途。醫學只能治瘉病者的身體，而醫德卻可以洗滌醫生和病人雙方的心靈。

- 《急症室的福爾摩斯》-
送給我的病人和朋友Iris小姐

敬祝到時新書大賣，同時繼續做一個跟金錢作對的傻瓜。

Fantasie #0

你說古典音樂比流行音樂複雜九千幾倍，你說流行音樂也是音樂，你說所以流行文學也是文學包括那堆言情小說，我只是覺得你不明白而且沒那種默契。你在紀錄片裏妄稱你是智慧的開端，你說將來還會有很多時間。後來我明白為甚麼對著你我總是那麼不甘心 ── 因為你是你，而我是我。

沒甚麼，只是又到了天氣微涼的時候，想起兩年前那段剛剛升上大學的日子。我不敢說這是秋天，城市的秋天，沒甚麼表徵。我從來都沒法猜想美國的秋天，那裏會不會有遍地的落葉？你不會告訴我。你也不會告訴我，Mendelssohn到底是譯作「孟德爾頌」，還是「孟德爾遜」？我甚麼都想知道，對於那些我非常渴望得到，卻深知自己無法得到的東西。

那個時候的我，對生活上難以忍受的東西總是沒法好好接受和紓解過來，直到你說出比我遭受過更難受的情況，我才驚覺自己有多麼不堅強。這些我都放在心裏，暗自驚歎慚愧而沒有跟你說過。我沒法對你開口說這些，因為在後來我非常清楚，我們其實從來都不是朋友。

而所謂甚麼兩年前兩年後，不過是我自己虛構出來的概念，所有時間點上的附註皆是由自己所建構，除了自己，沒人知道那意義到底有沒有意義。這些我如今都知道。關於你，我一早就明白了，只是當時的自己，執拗地不相信。也沒甚麼甘不甘心了，在我能夠了解我希望了解的真相之前，在理清所有不算關係的關係之前。

你應該是那麼深深地明白，如果得不到相對的回應，我會快速地瘋掉。而我此時的生活，把我更容易地推向那種情景，每天幾乎都只有我一人在家，就算有人在，跟沒人在都沒分別。為此我躺在床上甚麼都做不了，就哭它幾個小時。我常在想這會不會是因為我的問題，所以總在大家一起活動的時候我是顯得那麼格格不入，就像我從不屬於這個家庭、這所學校、這群人 ── 你一定又會說：妳太享受失落的感覺了。

也許你是對的，不，你確實是對的。但我們曾經有過談得很開心的時候，我那些所謂「談音樂」「談文學」之類的裝作認真的措詞，不過是藉口，用來掩飾自己曾經那麼愉悅過。然而我還是那麼徹徹底底的明白，我們是徹徹底底的，連朋友都無法做得成。（如今我只能站得遠遠的，願你一切安好。）

因為你是你，而我是我。

非關愛情

我從未試過在機場接機。

在那個傍晚，從瑪麗醫院出發，摩星嶺道的醉人晚霞教人永遠不會忘記。我錯過了每三十分鐘才有一班的機場巴士，憂心如焚，但也只好坐在巴士站旁邊的長椅子上，一面等，一面被蚊子肆意地咬。那刻雖然焦躁緊張，卻其實很快樂。之前的某個深夜，我同樣等待著機場巴士，只是沒去得了機場就回家了，此夜之後，我所歷的事情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或者時空 ── 然而這一切，我卻沒能在此刻緩緩細訴，以像說著情話一樣的腔調和神態。

不管是不是你，相愛都如陷無人之境。在終於等到了的機場巴士上我聽著歌，我發現自從踏入另一世界之後，我莫論聽歌看書看戲說話都無法集中精神，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對每句歌詞都執意細味，然後找出可以襯托自己的句子，輕輕哼唱。我似乎開始有追求簡單安適的意向，並意識到從前自己那不必要的低沉和自卑。這是好事，是嗎？

晚上的機場很安靜，人卻還是很多。我找錯了出口，卻讓我們擠身在茫茫人海之中搜尋對方。是的我們找到了彼此。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往後的事畢竟是長遠了一些，我無從讓自己變成想像中的自己，現實永遠不能如想像中發生。譬如說，走每一步的速度、每天都可以近距離享受愛的喜悅、我心裏放上了一個人。成熟的你說，所謂心理支撐，只是廢話。

是甚麼令我沒敢盡情的呢，是往事是個案是偏見是朋友的勸慰還是我的執拗？我不知道。明明我在此之前，以為自己會勇敢無懼地向前衝，以為自己會轟轟烈烈甚麼都不介意，以為自己可以有別於庸俗的旁人。而我的現實令我顯得那麼醜陋，我明明像是一個全人 ── 在你面前。

想說的都不由細說，要隱去的委實太多。我只是特別喜歡那個機場的夜晚，羞澀的我們：說著難聽的普通話的我、學著廣東話的你。

最終目標，是不需要活肝 ── 訪盧寵茂教授

（是為我在暑假裏面，第三個為瑪麗醫院醫生進行的訪問。這次，是香港肝壽基金的邀請。）

訪問在瀰漫著咖啡香味的情況下進行。

盧教授一見到我，不無詫異，只因我其實是其中一個要到瑪麗醫院肝臟移植部門覆診的病人 ── 於是這天，我們談了很多我作為一個病人、或曰「普羅大眾」平日未必能清楚了解的、關於香港肝臟移植的問題。

作為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系主任，也是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管，盧寵茂教授在簡述世界器官移植發展史和各項數據的時候，非常從容。最早的器官移植是在1963年，經歷了多重試煉和考驗，到了八十年代，器官移植才真正以服務形式存在，延續了無數瀕危病人的生命；在香港，首宗成人左肝移植是在1994年，當時一位26歲女士急需換肝，丈夫決意捐肝救她。盧教授清楚記得，當時他們跟這位丈夫說手術成功的機會率只有六成，但那位堅決的丈夫說了一句話：「即使只有兩成，我也願意捐」── 病人的決心和信賴，感動了醫護人員，也令本港首宗成人左葉活肝移植成功了。

「但以前的捐肝率，其實很低」，盧教授呷一口咖啡，緩緩地說。在1991年，捐肝個案只有兩宗，92年只一宗。觀乎世界各地的捐肝率，在每一百萬人裏面會捐肝的，在香港只有平均5.6個，在歐洲是10至12個，美國是20個，而捐贈率最高的西班牙，是35個。盧教授說，以前腎臟移植發展得比較完善，在急症室外面「等候」死者家屬同意捐出死者器官的「死亡天使」，多是腎科護士。那時肝移植比較新，不及腎科有經驗，即使死者家屬答允，捐出來的器官，也不一定包括肝臟。「有人甚至說死後只會捐一個腎，因為要留一個在天堂用」，盧教授有點沒好氣：「上了天堂就是神仙了，哪還需要器官呢？」。但現實的社會，總有這樣的傳統眼光。

正因為屍肝的缺乏，活肝移植可以說是一種「出路」。需要換肝的病人多處於危急的情況，譬如急性肝衰竭，要不就是癌細胞擴散的個案，同屬緊急，幸而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的肝切除技術好，經驗也豐富，「以前沒有活肝移植，難聽些說，病人是在等待死亡」，盧教授說。但到了現在，活肝移植的手術佔了六成，加上「成人右葉活肝移植」技術的重大突破、海關關員捐肝救同僚的感人例子、三次交叉換肝手術的成功等等，在2009至2010年，捐肝率有所上升，2010年的屍肝捐贈更達43宗。

活肝移植手術成功的報導，直接影響屍肝的捐贈率，兩者之間當然是正比的關係。所以盧教授覺得，讓大眾知道多些換肝的個案是好事，因為真人的故事，很具說服力，「如果只是叫高官出來呼籲器官捐贈，這是沒用的」，盧教授說每次關於換肝的報導出現之後，捐肝率都很快上升，只因發生在現實裏的故事非常感人。當然，一些肝臟移植的機構所做的宣傳和教育也很重要，讓人知道肝病的特徵和預防的重要性，只是這些對患了末期病的人來說，效力不大。

是以一些等待換肝的病人，有時會想找傳媒幫忙呼籲尋找合適的肝臟，盧教授對此說：「如果病人想這樣做，我們會支持，也會提供資料和協助，但這種宣傳其實未必直接地幫到自己，特別是危急的病人」。肝臟移植在社會上的宣傳，跟其他在社會上急速流轉的事物一樣：流行，然後很快被遺忘。但畢竟是關於生死，換肝故事的報導即使未必趕及幫助危急病人，也可以幫到往後的病人 ── 所以，盧教授總是希望有多些病人，不管是危急的還是已經康復的，都可以出來分享他們的故事，「在香港，病人始終比較保守，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有病，不想出來分享和拍照」。盧教授覺得既然手術成功，應該站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手術前的情況和手術後成功回復健康的正面信息，而肝移植康復者的個案，在他而言更有說服力，因為病人自己親身體驗過身體的變化，深深知道手術前後的分別。

不過，病患在社會上多少也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據我自己的經驗，外面的人知道我曾經接受肝臟移植手術，總會覺得驚訝。「二十年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換肝是甚麼，更不覺得換肝是可行的」，盧教授慢慢憶起舊時的日子，他很記得在1995年有病人得知自己要換肝之時的反應 ──「唔係呀？換肝？咪搞我」── 當時的人把換肝看作實驗，病人本身也接受不到自己要換肝，可見肝臟移植在很多年前的香港，是一件很新奇的事。而在他們的團隊提出要進行右肝移植時，醫學界更加覺得是匪夷所思，當時美國是肝臟移植權威，對此批評最多，說是「亂嚟」，但在「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這項技術成功之後，很多國家紛紛來香港學習 ── 當然，包括美國。

盧教授和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一路走來，經歷了很多艱辛和質疑，但他們都一一突破了。盧教授笑著說：「現在就算找個中學生或者小學生來問，都聽過換肝了，而且知道是可行的」，一個又一個換肝手術的成功，當然是令肝臟移植在社會上得以廣泛地被認知的重要原因，社會上對病患者的心態即使要長一些的時間才可改變，但對比二十年前的香港，一切都在進步。病人對換肝手術信心足，「他們會主動要求換肝，有些甚至不適合換肝的，也要求做換肝手術」，盧教授說這是很大的改變。

他亦對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感到希望：「我很高興有些年輕的、能幹的醫生在我們的團隊」，換肝技術要有足夠的延續性，盧教授笑說：「老實說，遲早我都要退休，都要有人可以獨立做到換肝。暑假時有中學生來參觀我們的手術室，很多學生都很有興趣，我跟他們說『將來醫我的，很可能是你們了』」。盧教授對現時的換肝團隊很有信心，因為每位醫生也很有心，「換肝手術是長時間的，而且是急症，說做就要做，沒得拖延，想舒服的人不會選擇這科」。有心之餘，團隊也非常「有力」，事實上在整個外科部門而言，肝膽胰科的挑戰很大，肝臟切除、膽管接駁、胰臟切除等等的手術，對醫生技術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們團隊的技術和耐力都是特別好的」，盧教授覺得他們的團隊很幸運，可以找到那麼多有心的人聚在一起，為肝臟移植作出貢獻，「不止現在的醫生，年輕的醫生也很有心加入，我可以大膽去說，就算我在此刻離開，我相信他們也能夠處理得到換肝手術」。手術技術的往後伸延，是盧教授有感這幾年特別成功的地方。

而盧教授選擇了肝膽胰外科和肝臟移植，原因也是因為這科特別難，他喜歡向高難度挑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喜歡舒服的、不用熬夜的、手術時間短的，都不會選這科。我對這科有興趣，因為它有挑戰性。我常常想，如果是這麼容易做的話，就不用找我去做啦。」的確，肝移植手術是難度最高的，它是肝膽胰手術和器官移植手術的結合，「我可以大膽地說：能夠處理活體肝移植手術的外科醫生，他的手術技術是最好的。」

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的著名，也令不少醫學生趨之若鶩，盧教授對此也自有看法：「讀醫是終生事業，十九歲便要決定下半生的工作是甚麼，而且醫科是很專業的訓練，讀完出來，大家都期望你做醫生，也很少人會轉做其他職業」。盧教授自言常常跟年輕人說，讀醫之前真的要考慮清楚，因為醫科畢業不像其他科目畢業一樣，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工作。「做醫生是一個很大的目標，沒有興趣真的不要選擇，因為讀的過程辛苦，工作也辛苦，每個人對醫生都有一定期望。」他說。今年從中學文憑試收回來的學生，成績最好的都是選擇醫科，盧教授對此感到高興，「有年輕人想讀醫是好事，醫學院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起碼他們是懂得讀書的，而且有興趣讀醫。」但盧教授注重的，始終是心，「醫科不完全是Science，它其實亦是Humanities」，他覺得，成績好的人不一定喜歡幫人，收生的時候，更重要的是看學生有沒有幫人的心。

既然瑪麗醫院的換肝團隊已經這麼好了，我問盧教授：還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嗎？不斷追求進步的盧教授說：「一定有。」雖然在手術成功率方面，瑪麗醫院換肝團隊已經做到98%，盧教授笑說：「再進步，都不知怎樣才可以進步」，但他所考慮的是其他方面，例如在藥物方面，資源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乙型肝炎患者要靠昂貴的藥物防止復發，藥物沒錯是很有效，服食後，差不多是不會復發的了，但要一輩子服食下去。在香港，每一百個換肝的人有七十個也患有乙型肝炎，每年有七十個人要服食這種藥物，而且患者是每年增加的」，結果當然是像滾雪球一樣，這樣昂貴的醫療開支，不能說不是負擔，盧教授希望會有方法去令患者可以永久性不復發，而非只靠提高手術的存活率。「還有的是肝癌病人如果要做移植手利，仍然有很多限制，我們通常不敢為比較末期的病人做手術，因為復發風險高，在世界各地情況也一樣」，而對於已經康復的病人，盧教授希望有辦法減低復發的問題。 

他亦認為活肝移植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每做一宗手術都彷彿在走鋼線，「萬一有日，活肝捐贈者會出事或者死亡，這個將會是個震撼的惡夢，我們一定不可以讓它發生，但亦沒辦法百分之百保證，它不會發生」，盧教授的理想，是有朝一日，他們不再需要做活肝移植手術，「很矛盾吧，一個帶頭去做活肝移植又做得這麼好的人，最終目標竟然是不需要活肝。」要達到這個目標，背後期望的，是有更多人願意在死後捐出屍肝。

「又或者，如果有天科研能夠研發到不需要用人的肝去做，甚至是服一劑藥就可以解決末期肝病，那麼就好了」，盧教授說完，也立即忍不住笑了：「要去到這種進步，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見到」。實際地說，盧教授說目前仍然會做活肝移植，但他希望能夠用愈來愈多屍肝，令愈來愈多人受惠，減少要一個健康的人做手術捐出肝臟的風險。

（在訪問完結之後，我不禁深深嘆謂於盧教授豐富的知識和表達能力：他總是有辦法用簡單而有系統的方法把各種數據資料說得很有趣，好讓我這個門外漢明白過來，而且他又是極批判的，不光是記著數字，反正我覺得無論是多麼沉悶的材料，經他消化再表達，所有的脈絡都會變得非常清晰 ── 一個醫生，特別是肝臟移植科的醫生所擁有的能力和耐力，實是遠超旁人之想像。作為一個病人和香港市民，我可以為這隊換肝團隊做的，大抵只是向更多的人宣傳屍肝捐贈的重要性，以生命影響和惠及更多的生命 ── 我深信，這也是瑪麗醫院換肝團隊站在一起的理由。）

堆疊

彷彿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篇，寫的時候我十八歲，也就是唸中六的時候，現在看來，當然是覺得稚嫩了。我記得這是在中六的第一課文學創作課上寫下的，當時老師給的題目是「排隊」，時限是兩小時左右。後來我把它刪改一下，把題名改作「堆疊」，再拿去投稿。

如果我要為它再說些甚麼的話，那就是：近年我每次走到現實的那條街道，便更加覺得小說裏的情節，不是沒可能發生。

《堆疊》

我在城市的旺盛區租住了一個單位，每天我都被窗外刺眼的閃紅閃綠色招牌嚴重騷擾，使我不能入睡繼而決定購置黑色布簾把一切遮蓋。

有一晚我怎也睡不著，便輕輕撥開窗簾，冷冷地觀看街上的人群。當時未算太晚，而且這兒是最繁盛的地區，所以仍出現「人群」。窗外除了招牌也是招牌，只是大小不同。街上有一間售賣果汁和小食的店舖，這店子總是有很多人排隊輪候購買食物，據說這兒最有名的是芒果汁。右面一間光碟店同樣排列著長長的人龍，這裏的光碟一般都比外面售賣的來得便宜，大概這是店子受歡迎的原因。然後我又看見一間時裝店，不論是青春少艾還是上了年紀的搔首弄姿的婦女同樣乖乖地排著隊，我很奇怪為何這店子的顧客年齡層分佈那麼廣泛。

無意地我瞥見左上方的報紙攤檔旁有穿著西服的男人在列著隊，他們從口袋掏出銀包預備付錢；右下方的日式餐館外人龍一直維持著驚人的排隊食客數量；中間果汁小食店的前面又是一列長長的人龍，我把半個身子伸出窗外觀望，原來他們正輪侯演唱會門券。

漸漸地，整個旺盛區內已經沒有「人群」，而變成一列又一列整齊而蜿蜒曲折的人龍。人龍分別從不同的店子裏伸延出來，充塞所有街道，到了街道都沒有任何空餘的位置讓人走路的時候，人們便理所當然地踏在站立於地上的人的頭顱上，他們木無表情。被踐踏的人也沒有各向踐踏者提出任何投訴。全個旺盛區依然旺盛嘈雜，但只有商場的聲音，交通燈的聲音，而沒有人所發出的聲音。

人們腳踏著頭顱，到了擠滿的時候，又有另一群人踏在頭顱上的頭顱，他們就這樣一層疊一層，沒有呼叫，沒有怨言。沉默不語，眼神卻流露著希冀，滿心期待著早日輪到果汁小食、潮流衣服、報紙雜誌、餐館座位，和演唱會門券。

所有店舖都充滿了人，他們一層疊著一層，一層疊著一層，他們疊到我的窗子來了，我連忙把窗關上。我走出房子跑上天台，人們堆疊至天台的高度，便停止了。

人們走進天台，一穿著小背心和熱褲的少女「堆疊者」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她對我說：「沒有了，我們無從選擇了，我們只得透過排隊，去換取我們心愛的物件。我們所愛的東西、想得到的東西太多了，而城市太擠迫。你看，地面還容得下人嗎？我們無從選擇，城市的人，都進退失據。」

這是個如此不堪的城市。人們表面上守秩序守規則，其實都只不過在追求他們想要的物件。那麼物件又有何意義？因十多年前回歸而變得愈發多人移民到此的擠迫的這城市，這個前殖民地，真是再沒有出路嗎？真是要迫得人踏著人，腳踏著頭顱，偉大的頭顱，來成全自我的人生嗎，得到自己追求的東西嗎？

未幾，上層的人們因為下層的人遲遲未有動態而躁動不安，他們開始打起來，四周恢復吵鬧面貌。於是人們因為下層人頭顱的移動而開始像圍牆般倒下。少女和婦人互相拉扯頭髮，西裝男士的領呔被索緊，他們不能呼吸。地面的果汁、小食、光碟、門券一一被拋到天上，讓人們去搶奪。天空有芒果汁鮮黃的顏色，也有咖哩魚蛋的味道。我站在天台，不知所措。

我們的城市，真是非常繁華。

── 刊《第三十六屆青年文學獎文集》

浮沉

其實道理一向都很顯淺。

如果你沒能放鬆自己，你就會一直沉下去。（而浮上水面那一刻是多麼舒暢，幾乎所有窘迫都一散而盡，如果事情都有這樣簡單，就好。）

去游泳是因為，我重讀了王貽興的《無城有愛》，裏面的《載浮載沉》跟我現在面臨的經驗，很相像。「彷彿做甚麼都沒有用」。是的我會天真到為了一篇寫游泳的小說而去游泳。而如果還有些甚麼原因的話，那便是我覺得我有需要做點運動，嘗試做其他事去分散我的困擾。那是沒來由、也沒法好好說明的辛苦感覺，有時說了比不說好像更糟，於是我便有了一個想法：也許沉默下來，才是紓解的開始。

游泳不獨是游泳。跳進泳池之前的更衣過程，還有游泳之後的沐浴程序，我都故意放慢去做，這是為了要有「好好照料自己的身體」的感覺（在之前的一段情況很壞的時間裏面，我常常有傷害自己身體的念頭，旁人聽了，通常都掩飾著他／她的驚懼，含糊應付我繼而轉向另外的話題，其實我討厭這樣）。在泳池的更衣室裏，各人忙著做自己的事，換泳衣、把物品鎖好在儲物格內、吹頭、捧著旅行裝沐浴露洗髮露來來回回...，我也自顧自的打開行裝，但同時，窺探旁人的舉動。

那些瀟灑自如的女子總教人神往。她們毫無顧忌地在長形木椅子上脫下身上的衣服，赤裸的女體，分別只在於瘦還是肥。對我來說女體的分別，只在於肚子上有沒有疤痕，我不覺得我的疤痕很難看，但有次我去買內衣，試身的時候忘了把它遮住，的確是嚇了女店員一跳。自此我知道，即使有些東西我已經安然地接受了，對旁人而言，它依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我沒有覺得不快，只是想起，這其實也是旁人難以穿透的寂寞之一部分。

換上泳衣、將大把大把的頭髮塞進細小的泳帽、提著泳鏡和耳塞，其餘一切都放進黑色彷皮背囊（上面掛著某次跟維尼胡一起扭蛋扭中的妙妙貓匙扣），再放入儲物格。我穿的泳衣從來都是一件頭，最近身穿的是數日前在Piago百貨店特賣場買來的廉價泳衣，深啡色底色，中間有碎花的圖案，泳帽也是碎花，鮮橙色的，我故意選圖案較為誇張繽紛的，因為泳術不精，若是遇溺，大概救生員不會看不到我。當然這是幼稚的想法。

經過一道水簾便是泳池了，扶著鐵造的手架，一步步踩進水裏，池水通常很冷，起初我總是冷得無法動彈，要潛在水裏習慣一下，才開始游泳。我呼吸不知怎地總是很急促，沒能游完一整個直池，必須游一會兒又扶著池邊休息一會兒，而且公眾泳池人很多，要一邊游一邊避開其他泳客。在休息的時間裏，有時會見到溫馨的場面，四五歲的外籍小女孩，體型細小樣貌可愛，伏在她父親的背上，但原來她又是懂得游泳的（在主池游泳的小孩，泳術比成年人還要好），她父親揹著她一起潛進池中，不一會兒又浮上水面，就這樣潛著浮著，每當浮上來的時候小女孩就格格地笑，很開懷很沒顧慮的樣子；又有一個父親，架著眼鏡，身型很好，一副中產模樣，站在池邊嚴厲地教兒子游泳，即使到了池裏，他都從不潛在水裏，只顧著教兒子怎樣踢腳、怎樣把水划開。他兒子約莫五六歲，一味專心聽父親教導，沒敢違抗。

是爺爺教我游泳的。我升中一那年的暑假，人依然是愉悅的，那時跟弟弟住在爺爺家，一到中午便起程去樂富摩士公園游泳池（那是爺爺慣常去游泳的地方），祖母也來陪伴，游泳過後，我們便去附近的酒樓吃下午茶。所以當時我曬黑了，也胖了不少，但在那個時候我是簡單的，不會顧慮自己的膚色是黑是白，也不會在意身穿的衣服是祖母從街邊的攤檔買回來的、一百元三件的質料。樂富其實是我讀中學的地方，但這麼多年來最快樂的，只有升中一之前的這段游泳時光。姑勿論中學生活過得怎樣，如今我看見被領匯集團改造的樂富商場，只覺心傷無比。

弟弟的泳術是比我好的，爺爺說那是因為他懂得完全放鬆自己的身體。我總是很大力地游，生怕稍一放鬆便會跌進水底，永遠浮不上來。但我其實知道游泳不是這樣的。我也不應該是這樣的。愈捉得緊愈怕失去，好像愈會碰壁似的。其實我是知道的，我甚麼也知道，甚麼老套的道理都相信，我猜，讓我逐步墮進低處的原因可能只是因為我總是不甘心，總是以為多做一步、多用點力，事情也許就可以改變。但在一些情況來說（例如是，人的關係），彷彿愈在乎就愈虛無縹緲，我只得獨個兒呆在原地聽候發落，一面擔心這一輩子都沒法浮上水面，讓自己身處一個可以過得輕鬆無壓的地方。

潛在水裏面的時候，我就是在想這些東西。

然後離開泳池，帶著重重的身軀步向淋浴間洗澡，熱水讓身體安定下來。我細緻地把洗髮露和護髮素均勻地塗在頭髮上，按摩、沖水、吹乾。換好新的衣服，身上滿是泳池的氯氣味道，我不抗拒這種氣味，反而覺得身心也清爽了一些。穿上以前不常穿的球鞋，揹起行裝，朝出口走去。

我好像是到現在才突然明白過來，也許焦慮不過是由於多方面的失落，或曰缺失。雖然對於沒來由的恐懼感，我仍然是覺得擔心的，但似乎要令自己減退焦慮，也不全是沒方法。看來我還是比較安於自己去治療自己，有些事的確只有改變自己根深蒂固的想法，才可以解決得到。教我感到害怕的，其實是所有強迫我磨滅個性、得接受一套完全理性、走每一步都要思前想後想夠很多個角度的思維模式，因為沒法止住的思考其實是我的徵狀之一，我只渴望我能繼續天然地、赤裸裸地感受一切，莫論哀樂。

至少，我仍然是自覺的。

焦慮

那種感覺我其實從未經驗過。一直以來，我只是持續地覺得自己不開心，但不開心的原因，無法述說。又或者反過來說，我總是無法真正「開心」起來、我開心得很不徹底，而且覺得，快樂必得透過對「悲哀」的某種程度上的「跨越」來獲得。

到了現在，我才確切感受到原來要赤裸地分享自己身體曾經／往後不知道還會不會再經歷的一些所謂「異常」，需要一定的勇氣。

在那段短短的期間裏，最常有的感覺，是恐懼和後悔。最近我獲悉、領悟到一個真相，那教我不寒而慄，不因為事而因為人，一個曾經與我十分貼近、我卻從來無從了解的人。由此我開始陷入一種深沉的懊悔之中，因為很久以來，自欺欺人的是我自己，我明知不會在這個人身上獲得對等甚至只是基本的愛、我比任何人都要明白她的本性，但我還是一頭栽了進去。

許多年。甚至彷若愛情。

然後，毫無朕兆地我決定不再欺瞞自己，我希望過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我有個性，但我也有脆弱的、一攻即破的地方，而這個人彷彿是我的死穴一樣。我明白在那些年月裏，一切其實基於我個人的選擇，我選擇黏附著她、我選擇把她的眼光心思都移植到自己的心上、我選擇接受她對我的所有責備和厭棄...，我竟然曾經那麼安然地，在如此情況之下過著活。至於那個真相，就像是導火線那般讓我覺得「確實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了」，大抵是這種心理上劇烈的渴望轉變，致使我出現了那堆感覺，或曰「徵狀」。

先是後悔，後來是逐漸擔憂起來。我幻想出外會有人監視，因為憑藉一些我所知道的客觀事實，被監視不是不可能的。雖然朋友一再告訴我：不會的，怎麼會有人監視妳呢？是妳自己想太多了。我知道，我甚麼都知道 ── 最大的問題是：我一面清楚事情不如自己想像中嚴重，這甚至只是雞毛蒜皮的事，不值掛慮，但我竟然一面嚴重地擔憂害怕起來；我難以入睡、全身冒著冷汗，倘若入睡，便做著各種異樣的夢。失眠還是其次，我感覺到有些甚麼不斷在催迫自己，好趕好趕，趕到呼吸困難，但又非常理性地知道自己其實無事要趕...；我作不了任何決定，在購物後返回購物的地方一再驗證自己沒有買錯東西，哪怕只是一條價值四十元的裙子，我要確認自己沒有做錯決定，並且將不會後悔。

而我在每天與人接觸的生活裏，極為敏感。當我述說憂患，人們就像聽見了無聊的笑話一樣不置可否，我沒法分辨他們是因為覺得我的事不重要，還是覺得關心一個人，無需用言語表達。有些書寫我希望別人認真看待，卻又發現其實每一個書寫的人（又或者，不過是我所接觸認識的書寫的人）都一樣，不想面對別個書寫的人的威脅，基於那本來就非常狹窄的書寫圈。而一些「讀者」更甚，有空就讀沒空就不讀，卻在妳面前說「寫得幾好吖」，非常灑脫。

我的心是慌亂的，沒法安穩下來，卻總想安穩下來。如果你問我「為甚麼」會這樣，我真的只能答你：我不知道。

我把此種事情僅僅告訴我的兩位朋友。他們其中一人勸我致電某些醫院的電話，試試查詢，但我著實不想就這些情形而涉足醫療的網裏面，那是一條不歸之路，根據我讀過的書。後來我致電給修讀過相關學科的朋友，她向我解釋，有時雖然妳口裏心裏都跟自己說「沒事的」，但大腦其實還未接收到這堆訊息，所以才會出現那些徵狀。她說，現在妳最重要的是令自己的生活充實一些，甚麼都不要再想。

但我是無法不「想」的，我脫離不到思考的過程，而且一直思考到過度的地步。我不斷細想，出現這樣的狀況，絕不會只是因為一件事。我想起那些總會令我失落的理由：無法出版讓人熟知以「確認」書寫者甚至所謂「作家」的身份、擔心寫下的東西要不被抄襲要不就不被重視、母親沒來由的責備、在暑假裏「一定」要找到工作的壓力、先天和長期病患的本質問題...。我突然又想，失落是因為先天性格問題，還是後天遭遇問題？如此想來想去，還是沒能得到定論（我妄想在找到一個「定論」之後，我從此便能夠安定下來）。

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好焦慮。我沒有想要自殺的念頭，但覺得自己好像被迫到盡處，壓根兒沒法前進。

我唯望可以透過閱讀、書寫，「釋放」那一點點沒來由就存在於我心志裏面的，莫名的東西。